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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峰的个人叙事

来源:陇东报-掌中庆阳

这只是关于西峰的个人叙事,没有史实,没有考据,只有记忆。

我叙述的起点是1987年。

——题记

西峰的街

史料上记载,西峰有一百多年的建城史,到1987年的时候,城墙、城门这些古老城市的标记都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了老城、南城壕这样的地名和一些长着瓦楞草的青砖灰瓦房。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小什字的东北角,就是现在金象大厦的那个地方,还是一排上木门板的门店,我和朋友曾靠在柜台上喝过两毛钱一碗的散酒,颇有些咸亨酒店的意味,我们也如孔乙己似的,穿着长衫站着喝酒,不过没有茴香豆,也没有给人讲过“茴”字的四种写法。

到1987年,我正式落户西峰的时候,西峰虽然是地委行署所在地,但仍然属于庆阳县所属的一个镇。那个时候,西峰已经形成了以小什字为中心的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西峰虽然是个小城,但城市框架却不小,四条大街,特别是东西大街很长,只是布局很松散。街道两侧,隔一大片农田一处村舍,又可见一个单位、一座工厂。西到地毯厂,东到皮革厂,南到现在的市人民医院,北到林校。那时候的工厂真不少,农一厂、农二厂、电机厂、毛纺厂、火柴厂、副食厂、烟厂、酒厂、药厂……磨面机、发电机等多种机械,衣物、食药、烟酒等生活用品都能制造。有小什字就有大什字,街面上流传的话是“大什字不大,小什字不小”,之所以有这样的怪相,恐怕由于大什字是老中心,小什字是新的中心。电影院、百货大楼都集中在这小什字,但电影院的对面还是农田。周围有许多半明半暗的土庄子和地坑院,这些土庄子和地坑院要是保留到现在,加以改造和美化,恐怕就成了最能体现黄土大塬上城市特色的地方了。可以说,那时候的西峰没有城中村,而是一个村中城。后来,一步步填充改造,城内的村落一个个消失,原来的西峰才变成了真正的城。西峰城市外延的扩展延伸,才是近十几、二十年的事。

除过四条大街,还有一条短短的桐树街,叫作街。据说桐树街曾经桐树夹道,现在没有了桐树,桐树街只保留在市民的习惯称呼中。以前西峰最多的是巷,有一些好像比较古老,炮台巷、箭道巷;有一些不太久远,但也有历史的故事和传奇,国民党专员公署所在地,就叫专属巷,中共合水县委、县政府秘密临时办公地就叫合水巷;有一些则是原本的村落名称,郑家巷、老城巷;更多的巷原本没有名字,因为某个单位的入住,就约定俗成以单位命名了,卫校巷、交校巷、工校巷、副食厂巷、张三家具巷。这些巷子大多坑洼不平,曲里拐弯,里面居住的基本是农村群众,除过少数的老市民,大多数单位还没有家属楼,职工没有自己的住房,都居住在单位里面。

西峰尽管有四条大街,但街上没有几辆车,也没有什么交通标志。小什字曾有过一个警察执勤的岗楼,后来也撤了。西峰刚有红绿灯的时候,人们根本没有“红灯停,绿灯行”的意识,路口两边站两个人,拉一根绳子,红灯时拉起来,绿灯时放下来。“两个老汉一根绳”,作为笑话传扬了许多年。

西峰城,上世纪九十年代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造,南北大街拓宽,拆了许多破旧的房子,逐步新建了一些高大气派的建筑,快速的发展,巨大的变化,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现在的西峰,有几条纵向的大道,有许多条纵横交错的路,许多繁华的街,当然小巷仍然存在,但大街上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堵车成了市民的烦心事,停车成了难肠事;小巷里路面平整,夜晚,也亮起了路灯。西峰仍然不大,但已经有了现代化城市的气象。

西峰的景

西峰虽然是个小城,但毕竟是庆阳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仍然是许多没有出过远门的庆阳人,尤其是像我这种乡里娃所向往之地。

到了西峰,首先要去的当然是小什字。

小什字有电影院,后来修建了百货大楼、金象大厦,是西峰无可置疑的文化中心、商业中心。上世纪八十年代建成的百货大楼,现在想起来仍然气派、漂亮,一点儿也不落伍。后来又在小什字的中心,修建了一座花坛,花坛的中央矗起了一座巨大的雕塑,雕塑的是四头大象,象背上一颗大圆球,圆球上站着一个手持飘带、神采飞扬的女子,显示着这座年轻城市的朝气和活力。花坛里摆着几个照相的摊位,初来西峰的人,在这里留个影,算是到此一游。上世纪九十年代建成的金象大厦,12层,是西峰第一座高层建筑。现在电影院拆了,百货大楼拆了,花坛没有了,雕塑没有了,金象大厦还在,上面几层到现在也没有投入使用,又建起了几座更加宏伟的大楼,小什字仍然是西峰的中心,但只能说是老城的中心,昔日的景象只能存在发黄的照片和依稀仿佛的记忆中了。

公园是城市才有的休闲游乐场所,涝坝是农村蓄水防涝的设施。西峰原有一个涝坝,就叫东湖,在涝坝原址上建起的公园,是西峰第一个公园,就叫东湖公园。

西峰的东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涝坝,上大学时路过西峰,去一个同学家,必须经过这个涝坝。涝坝边是一个苹果园,有高大的围墙,墙边只有一处脚宽的地方可以走人,紧贴着墙壁才能勉强通过。与人狭路相逢,很难错过,遇着扛着自行车的人更加艰难。城里面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大涝坝?直到去年,编写一本关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的文史资料时,才搞清楚这个涝坝也是为了蓄水防涝。1950年,由于水土流失,沟头延伸,小小的西峰城面临一分为二的危险,正好有一支黄委会的探测队,坐着马车来到西峰,地委行署紧急求援,他们给出的方案就是建一个涝坝,这个涝坝护卫了西峰四十年。涝坝不是风景,但也是孩子们的乐园,夏天游泳的,冬天滑冰的,平常捞鱼虫的。尽管通行不便,倒也没有听说有人掉进涝坝的事。

涝坝可以是孩子们游玩的地方,火葬场也可以是青年人散心的去处。

我在西峰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在卫校巷,四周都是农田、村舍、猪圈、草垛。浓雾弥漫的清晨,大雪纷飞的日子,经常一个人走进田野,感受那种地老天荒的宁静。向东而去,沿着乡村土路,走过几个庄头,就走到了塬畔。晴朗的早晨,可以看到太阳从对面的塬上冉冉升起,那种喷薄而出又迎面而来的感觉无比壮阔;夏日的黄昏,可以敞开胸怀尽情吸纳习习的凉风,体会鸟儿海阔天空的自由。山头上是一个火葬场,沿山坡而下是一层一层的坟墓。我曾逐个看过坟头上的标记,有的是高大的墓碑,有长篇的碑文,歌颂墓主的丰功伟业;有的只是一根细短的木条,寥寥的几个字,记载着死者的姓名生卒年月。这些文字都是历史,都是文学,是一个陌生人的一生一世。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癖好,而是小城郁闷文学青年放逐心灵的共同之地。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庆阳没有著名的风景区,但处处都是风景,包括塬峁、沟壑、山梁,平展展的黄土大塬更是绝世风景。

西峰也有真正的风景名胜。作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试点的南小河沟,山坡上树木繁茂,沟底里水波荡漾,是难得的山水形胜之处。秋天里,三两好友,骑自行车来到这里,躺在厚厚的枯草之上,眼望湛蓝的天,飘飞的云,满腔的烦闷就腾空了。北石窟寺开凿于北魏,是庆阳著名的古迹,我曾多次带学生来过这里。那时候没有通达的汽车,就到处借自行车,两个人一辆。从卫校巷到北石窟寺,少说也有30华里,去的时候一路下坡,兴致勃勃,高歌猛进;回来的时候,难免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但情绪仍然高涨,人人都是见了世面、收获满满的样子。那时候真年轻啊!学生年轻,老师年轻,西峰城也很年轻。

西峰的行

1987年,我大学毕业来到西峰。长途班车上拉着我大学五年购买的书籍、订阅的杂志,十几只纸箱子,别无长物,连被褥都统统扔了。那时候的西峰,没有任何城市公共交通,汽车站里只有拉活儿的架子车。我满身只剩五角的一枚硬币,是纪念币,拉车的人不认识,不愿意收,还是门房的师傅解了围。后来逐渐有了人力三轮车,在车站拉货,也在街道拉人。远远地大喊一声:“三轮——”坐在车边上,穿街过巷,现在想起来,简直像笑话。再后来,有了黄包车。西峰虽然处在董志塬腹地,城区却并不平坦,西高东低,由东向西的几道长坡,黄包车如果再拉上两个大胖子,真够不容易的。

西峰开通公交车已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事了。起初只有两辆淘汰的大轿车,南北通行。因为车次太少,没有乘客,为了拉生意,上车给发水果糖,终点站还支着锅,免费提供米汤。这种经营方略,亘古未闻,可以列入天下奇谭了。足见西峰公共交通起步之艰难。

公交车举步维艰,“地老鼠”大行其道。已经迈进了新世纪,西峰的城市公共交通主要还是“地老鼠”,就是摩托车改装、带有车厢的小车子。“地老鼠”是西峰人的俗称。不知是谁首先叫出这个名字的,很形象,很有才。“地老鼠”给市民出行带来了方便,也给交通安全带来了极大危害,政府坚决取缔了。这之后,以公交车、出租车为主体的公共交通才逐渐发展起来了。

我上大学时,从西峰到兰州的班车要走两天,需要翻越六盘山,穿过华家岭。那时候的道路坎坷崎岖,汽车老旧,如老牛一般,一路“硁硁吃吃”,加上翻山越岭,几乎每一次行程都会遇到几起事故。如果是冬天,冰雪路滑,人仰车翻的事情司空见惯。我从县上到西峰虽然用不了一天时间,但到西峰以后已经没有发兰州的车,去趟兰州就要三天时间。我们同学最远的远我几倍,但路上耗时最长的就是我们庆阳所属县里的同学了。

西峰距兰州500公里,距西安只有200多公里,现在一天往返西安也是稀松平常的事,但那时也要整整一天。陕西的高速修到长武以后,庆阳人下了高速,从凤口向北,走上回家的崎岖山路,直感慨:“真是回到老区了啊!”这种状况,直到十多年前西长凤高速公路通车,才得到彻底改善。

西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有了飞机场,但飞的时间少,停飞的时间多。我刚毕业的时候,飞机还在飞,但只有飞兰州的一条航线。那时候,坐飞机不是掏钱买票就行了,达到一定的级别、单位开介绍信才可以。因为单位一项时间比较紧急的公务,我才有机会第一次坐飞机。飞机只有24座,两两相对而坐。飞机倒是很快,飞行不到一小时,但从机场到兰州市区,足足需要四个小时。后来,飞机长长久久地停飞了,飞机场成了练车场,西峰许多业余司机就是从这里练出手的,包括我。因为练车,还催生了一个地方饮食品牌——彭原臊子面。起初,是练车的人饿了,去到农家,请求给做一点饭,掏几块钱;后来,需要吃饭的人越来越多,就开起了店。

现在就无须多说了,高速公路横贯南北,十几条航线,飞往十多个大城市,跨过普通铁路,直接进入高铁时代,70分钟可以到达西安。东西南北的路都打通了,日行千里都不算快了。

西峰的吃

那时候的西峰,不要说酒店,饭馆也很少,吃食都是沿街摆摊叫卖。卖饸饹面的,荞剁面的,豆腐脑的,清汤羊肉的。西峰现在著名的一个清汤羊肉老店,最初就在军分区门前摆摊,后来搭了一个铁皮的小房子作为操作间,顾客还是在街边蹲着或坐着吃。秦霸岭有一个市场,市场里有好多家卖饸饹面的摊位。军分区街道两边有卖菜的,也有卖各种小吃的。有一家卖锡壶烧的黄酒,我们一帮文学青年,在这里还接待过省城来的诗人、主编。

小什字无愧于它中心的地位和名声,它的白天繁华热闹,夜晚香气四溢。小什字的夜市,是几代西峰人永久的记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炒凉粉、蒸鸡肉。炒瓢几番颠动,一阵滋滋啦啦的响声,一碗热腾腾、软乎乎的炒凉粉,香味直入心脾。蒸笼揭开,水汽氤氲,香味缭绕,蒸鸡肉的味道弥漫了整个十字街头。我由于居处偏远,交通不便,直接去吃的机会少,假期里,单位的灶停了,就让居住在城里的同事晚上回来给我带一点。一天就这一顿饭,既能饱腹,又能解馋。

西峰有几家国营的食堂,街上少有饭馆,更没有酒店。来客了,自家做饭待客;逢年过节,亲戚朋友、单位同事,挨家挨户轮流吃;一张小饭桌,一间小房子,坐着的,站着的,还有坐没处坐,站没处站,游走流动的。有红白喜事,也是自搭炉灶,请厨师做;我刚刚上班,一个同事出嫁女儿,只搭五毛钱的情。

我参加工作几年之后,火柴厂门口开了一家川菜馆,只有两间门面,一对小姐妹经营。单位的同事下班以后,常常相互邀约来到这里,点几个菜,喝几瓶四五块钱一瓶的扳倒井或孔府宴。吃喝结束算账,按人头均摊。这应该是西峰最早的“酒店”,远在南大街地委院子里的年轻人也常来这里。

当时,西峰最高档次的“酒店”叫“泥阳春”,就在原来庆阳一中的斜对面。说是档次高,其实还是三间土坯房,摆了几张圆桌;档次主要体现在老板兼厨师,据说在中国驻某国大使馆做过饭。大使馆级的待遇我们享受不起,好在老板是我学生的父亲,学生毕业的时候请几个老师同学吃了一次。大使馆级别的饭菜怎么样,现在已经淡忘了,那种荣耀的感觉至今还在。

西峰的餐饮业发展极为迅速,进入21世纪以后,真如雨后春笋。川、湘、粤各种菜系,火锅、中餐、西餐,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处灯红酒绿,顾客盈门。有食客掷出豪言:“一年吃倒一家酒店”,虽然并非虚言浪语,但前仆后继、勇往直前者,代不乏人。

近些年,西峰的餐饮类型更加丰富,继德克士之后,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相继入驻,年轻人和孩子们有了大快朵颐的去处。

饭馆毗连,酒店林立。家里来客,酒店接待;有事相商,酒店会面;许久不见,酒店相约;红白喜事,酒店承办。就连家人聚会,老幼生辰,除夕年夜饭,也是订酒店。规格档次高了,方便了,就是少了那种其乐融融的烟火气。经常有机会进酒店了,想吃一碗地道的炒凉粉、一块蒸鸡肉,却极其难得。

西峰的人

西峰人真是够淳朴的。那时候人们见面打招呼还是问:“吃了吗?”电话还不普及,家庭电话很少,一个单位也就几部,主要领导办公室装一部,单位办公室装一部。打电话时不是先自报家门,而是问对方:“你是谁?”流传着几个亦真亦假的笑话。电话接通,打电话的人问“你是谁”,接电话的是一个领导,可能正深入思考重大的问题,也可能是习惯了被称呼职务,一时竟想不起自己的名字,在电话里犹疑不定,反复嘀咕:“我是谁?我是谁来?”想了许久,好像恍然大悟:“我是那某处长。”有一个人接起电话,对方颇有些礼貌,问“你贵姓?”那人脱口答道:“我贵孙。”电话的普及真是太迅速了,尤其广大农村直接从“有事隔沟一吼”,跳跃到了移动通讯时代,所以现在在公共场合经常听到有人大声通话,一点也不用奇怪,因为他们以为拿个手机就可以隔着更大的沟吼了。

电视的普及也很快。差不多的家庭都有了彩电,但电视频道只有三四个,几乎每家都订一份广播电视报,把一周要看的节目提前勾画出来,只怕错过。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片头音乐响起,标志着夜晚的来临。那真是电视事业的黄金时代啊!现在几百个电视频道,观众人群却急剧萎缩,就剩下一些中老年观众还在电视机前坚守。

与电视同时兴起的还有舞厅和录像厅。只要有一间大房子,就可以开一个舞厅。几毛钱买一张票,就可以“嘣嘣嚓”“嘣嘣嚓”跳起来。舞厅是西峰人的交谊之地,也是是非之地,成就了一些美好姻缘,也引起过一些打架斗殴的事件。单位有一个退休职工,酷爱跳舞,每天必跳,逢场必到,据说有点“老不德性”,有时候一圈邀遍也没有人应邀。录像厅也很火爆,走在大街上,随处可以听到李小龙之类的“嘿——哈”“嘿——哈”的打斗声,那时候香港武打片在西峰非常流行。舞厅、录像厅还必须有个“厅”,卡拉OK在大街上也可以唱,一把椅子,放一台电视机,DVD机,几盒流行歌曲磁带,一块钱就可以放歌一曲。

电视兴起的同时,电影衰落了。大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在西峰电影院看了最后一场电影,是《真实的谎言》。后来,西峰电影院关门了,再后来拆了。西峰又一个时代的印记消失了。

与电影一起衰落的还有传统民俗文化。以前,三天年一过,社火就开始踩街了。一支支穿红挂绿的社火队伍,穿街过巷给大众表演,也给单位、企业、门店上门拜年。社火来了,放几串鞭炮表示欢迎;表演结束,给一些瓜子、糖果、一点钱,表示感谢。直到正月二十,社火集中表演,这是西峰的传统民俗,政府要出面组织,还要评比。过了二十,西峰的年才算过完了。后来,人们慢慢不再愿意接待社火表演了,正月二十的社火集中表演也终止了。

西峰尽管小,也偏远落后,但那毕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仍然春潮涌动。西峰有一所庆阳师专,十几所中专,无论所学什么专业,每一所学校都有至少一个文学社,包括中学。还都自办着手刻蜡版、油印的刊物。西峰尘土飞扬的大街上出现了一批以西装革履、长发过耳、说普通话为鲜明标志的年轻人,他们大多从外地求学回来,带着激情,带着新的知识,新的思潮。街上有好多家报刊亭,《人民文学》《诗刊》《散文》《足球》《武术》《南方周末》,当然少不了《读者》,许多报刊都可以买到。一次,接到《星星》诗刊的用稿通知,心情激动,等不到样刊寄来,在刊物即将上市的几天,天天骑车到小什字报刊亭问询。又一次赶到报刊亭的时候,发现一个人刚买了一本,边走边看,一向不愿跟人主动打交道的我,鼓足勇气赶上去招呼,才知道这人叫贾建成,是农二厂的一个工人,也是一个爱诗的人。贾建成后来下岗了,到处打工供养孩子上了大学,现在还在写诗,出版了自己的诗集。

那时候,西峰有一批激情澎湃的文学青年,三五相聚,谈诗论文;经常举办讲座、研讨会、朗诵会,充满了文化的气息。莫言刚刚走红,电影《红高粱》上映,争议不断,褒之者捧上天,贬之者踩入地。一个人招呼,几十个人响应,就可以展开热烈讨论。争论得面红耳赤,但态度都极其端正认真。

在这批文学青年中,经常可以在知名大刊发表作品的有二十多人。《北斗》杂志、《陇东报》是初学写作者的圣地,聚拢了一大批作者,也培养了许多新人。我那时候还没有写出什么作品,也到处给人讲课、签名,受人追捧。许多不是我所任教学校的学生,至今仍然称我老师,大谈我当年的“风采”,真让人脸红。

世事变迁,当年的文学青年已经垂垂老矣,坚持写作、以文学为业的人很少,但无论从事什么职业,终生读书学习的人很多。阴差阳错,我也没有想到会走上从政之路,但经历过的那个年代值得永远怀念。

西峰的我

我第一次到西峰,大约是1977年,是来看望在西峰工作的姐姐,以后又来过几次。上大学以后,每年的寒暑假都要经过西峰,至少要住一晚,都是住在同学的家里。直到1987年大学毕业,正式落户西峰,至今已经35年了。

我的第一个单位,地处偏僻,远离小什字。有两栋三层的砖混楼,容纳了全校的教室、实验室、学生宿舍、教工宿舍。新建的一座三层单面楼,是办公楼。校园没有硬化,下雨下雪满地泥泞。通往主街道的也是一条土路,连续几天阴雨,大卡车陷入其中,不到云开雾散、泥水干结,就开不出来。但我很满足,跳出农门,不用黑水汗流土里刨食;住了几年干板凉床,吃了几年冷馒头,最高理想就是吃上热乎饭,目标也达到了,没有什么不满足。

生活中的难题也有。那时候大家都生活不易,一个家在外地的单身职工困难更多。

我的宿舍是一楼朝北的一间,北向开了一扇窗,东向两楼之间的夹道又开了一扇窗。破楼烂窗,三面透风。没有暖气,到了冬天,学校发一些块煤,发一些沫煤。沫煤要和上土,自己打成煤砖。火炉泥不好,老打倒烟,炉火从来就没有烧旺过。最难的是吃饭,平常就上学生灶,教职工的特权就是直接进到灶房,打上饭,在案板头上吃。放寒暑假以后,灶停了,街上饭馆少,吃不起,离得也远,一天常常只吃一顿饭,甚至一顿不吃。有了孩子以后,在单位侧边的一排平房中,把原来作为厕所的房子又给我分了一间。房子低矮,阴暗潮湿,必须打煤床。用麦草点燃烧成灰烬作为火种,放到床板下,覆上一层细煤沫。这绝对是个技术活,我只有在热心邻居的帮助下才能完成。孩子满月正是腊月二十九,自己蒸了一些馒头,亲戚送来一条猪腿,用火筷子烫了烫,煮了,就在这个“厕所”里过了年。

后来单位集资盖家属楼,我需要交一万一千元。那时候的一万一千元绝对是巨款,东拼西凑来的钱,放到茶几上,竟是一大堆,那是我平生一次见过的最多的钱。为了还债,在单位强烈的反对下,我偷偷在民办的职业学校兼课,最远的上课地点在后官寨的中心村,距离大约20华里。我以助讲的职称拿着讲师的课时费,每节课五元,为了节省时间,一天上六节课,真是声嘶力竭。

楼房住上了,但那个楼房,东西朝向,西边的窗前是一个大单位厕所的后面,东面冲着农户的猪圈厕所,门前一条土路,一头还是一道长长的土坡。没有暖气,品字形结构,自己遮着自己的光。经常停水停电,有时一停就是一星期、半个月。炉火生不旺,电热毯用不成,整天蓄水、找水、挑水、等水,那真叫一个艰难呐!但孩子照样一天天长大,日子照样一天天过去。

再后来,过着和大多数人一样的日子。一切过往,都成了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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