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敬自陈，他不是为达官贵人、皇亲国戚，而是为身边的普通人保护长安城。马伯庸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当时平民地位非常低，不存在人人平等的现代价值观，大家最多保家卫国，为皇上尽忠。 （优酷供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7月18日《南方周末》）

“所谓英雄，重点不在于行为，而在于出发点。当一个人心怀悲悯、心怀众生，愿意为某项事业燃烧自己，他就是英雄。至于他怎么做，忍辱负重还是征战四方都没关系。”

《长安十二时辰》火了。

在豆瓣网，超过13万网友为剧集打分，眼下评分高达8.6。除了故事、人物及“服化道”，忠于原著情节，最大程度还原小说展现的丰富历史细节，也成为该剧爆红的原因。

正如书名，《长安十二时辰》讲述盛唐时长安城24小时的“反恐故事”。长安城108坊格局的确存在，张小敬、李泌及贺知章、岑参、王忠嗣等人，都有历史可考。把那些看似无关的历史人物串联起来，虚实之间构成惊心动魄且令人信服的故事，是原著的过人之处。“一堆拼图散落在这里，我把它一个一个拼出来，发现原来真能拼出一幅完整的画。”作者马伯庸向南方周末记者形容。

小说完成于2016年，是马伯庸从工作近十年的外企辞职，全职写作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此前的《风起陇西》《古董局中局》已经为他积累了众多热心读者。他的作品被外界称为“考据型悬疑文学”，这种风格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得以延续。

《长安十二时辰》写古代故事，但传达了很多颇为现代的价值观。“就像我写的张小敬，他遇到的问题很多人都遇到过：我一心想做一件事情，但是周围一圈傻子拖着我，我干不下去；李泌的问题也是，我一个985毕业的大学生，天之骄子，结果在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我以为凭我的才能就能解决，但发现不是这么回事，社会很复杂。”马伯庸说。

在金庸、古龙的小说里，绝大多数角色生活在江湖中，快意恩仇，远离体制。在《长安十二时辰》里，马伯庸有意将英雄们放回体制。“自古独来独往的侠客太多了，但要体现人性的魅力，一定得放在一个矛盾的过程中，让他不断地挣扎、抗争。”马伯庸说。

2019年7月5日，马伯庸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详细谈论了他的作品及书中那些英雄。

以下为马伯庸自述。

咱们走远一点，这种生活气息就出来了《长安十二时辰》的灵感源于2015年我在知乎上对游戏《刺客信条》问题的回答。问题是：如果《刺客信条》发生在中国，应该在什么时代？我答盛唐，脑补了简单的画面，写了一个片段，主角是李白，大家说很有意思。我忽然发现这太可惜了，能不能扩充一下。灵感就这样保留下来。

大概一年，收集资料加上写的时间。

唐朝原来一直想写，尤其想写《长安志》，因为盛唐的长安，尤其开元和天宝年间可以说是古代都市的一个巅峰，不仅是物质文化和封建王朝的巅峰。即使放到现在，也是超越了历史、时空的城市，是真正国际化的大城市。

当时长安城里有来自北方突厥的马具、来自丝绸之路的金银器，甚至很多昆仑奴，就是黑人，还有粟特文化、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包罗万有，完美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标准的现代都市。全世界的信仰、文明、习俗在这里都看得见，彼此之间没有隔膜。那时中国属于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周围国家都仰慕大唐的高度，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也是一个情结。

在我看来，关于唐朝的史书，写得最好的一本叫《隋唐两京考》，是杨鸿年先生的。长安城108坊，每一坊里面生活过什么人，有过什么建筑全考证出来，非常详尽。但这本书根本读不下去，太枯燥了。写小说的时候再看这本书，会发现里面都是宝藏。这地方谁住过，我就写张小敬跑过谁家门口。写有一个池子里闹鬼，我就写谁路过时“这个地方闹鬼咱们走远一点”，生活气息就出来了。

我还读了大量唐人笔记、唐传奇。像《李娃传》里面讲郑生被骗以后沦落到凶肆，就是丧葬用品店、殡仪馆，有人发现他唱歌特别好，出殡时给人唱挽歌。两个凶肆之间有竞争，这边出一个老头，唱得凄婉、苍凉，大家都觉得很好。郑生唱出来之后，都给唱哭了。凶肆之间对歌的过程极其有生活气息。你根本想象不出来，那时候殡仪、丧葬行业靠歌声决定自己的行业地位。

那些被大家一直提到的历史细节，其实都得益于我对历史资料的收集。渠道一个是知网，论文我下了两百多篇，长长短短，花了不少钱。我又认识一批比较专业的历史学者，还有像森林鹿，就是写《唐朝定居指南》的作家。有这样一些朋友，各方面资料都搜集得很充分。

写出来让人觉得跟真的一样美剧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写《长安十二时辰》，就想写出美剧的节奏感；我从美剧学到的另外一点是信息量大，信息量一大，整个故事就非常好看。很多国产剧的问题在于信息量很少，两个人说过来说过去：“你是这样的。”“对，我是这样的。”“原来你是这样的。”三句话一个信息点。

很火的美剧《24小时》出来，我就想，故事要不要放在24小时的范畴里，12个时辰。一天一夜也是给自己挑战，写一天一夜在古代城市是很大的提升，你要保持这种张力。

我们一提古装剧，尤其中国古装剧都会觉得特别慢，两个老头坐在屋里说半天，要不然就在路上慢慢悠悠走。古代确实节奏慢，但我一直想有没有可能把这种现代叙事方式放到古代，用更容易被现代人接受的方式讲出来。

我也尽量在字句、语句上追求简短，让台词没有废话。我还做了一个细节调整，可能很多人没注意到，就是所有人都一边走路一边说话，不是两个人坐在这里你一句、我一句。我希望把信息量的密度带出来。

还有一个原则——那24小时里不在长安城的人物别出现。最初我想让李白出来，但我查过，李白那时真不在长安，他在山东旅游。特别可惜，他就没出来。后来想想也对，这个人物实在太大了，搁在这里的话会抢戏。

历史上发生什么事就是什么事，这个人物就是这样，不能改。钉子都钉好了，就要研究这几个钉子之间怎么跑过去。有的人直着跑，有的人绕着跑，我就可以发挥。归根到底还是要多读资料，你就会知道那时候用这种方式合乎情理，掌握好当时社会的逻辑，写出来让人觉得跟真的一样。

小说写到大概前三分之一，张小敬驾着装满炸药的车，一路跑过去。那一段我觉得节奏出来了，像动作片，而且充分地把唐代长安城城建的特点利用到了。

长安城的结构图是直来直去的，特别适合跑。张小敬最后跑进了东市，因为东市的门槛有两个豁口，只有这个间距的车轮能进去。东市里有一条运河，考古说很多秦岭砍下来的木头都通过这条运河运进长安城，一定很宽大。张小敬没办法，只能把马车往运河一扔，扔到运河里，炸药一炸，炸起来了。这几个点都有史可据，跟紧张的情节能够完全结合到一块。

都在说自己的事，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追求《长安十二时辰》里我最满意的角色就是张小敬，这是我目前写出来比较复杂的人物。这个角色是有原型的，就是一句话。在姚汝能写的《安禄山事迹》里面，有一段马嵬坡之变，杨国忠带人出来问怎么回事，结果陈玄礼造反了。陈玄礼的禁军当时有一个骑士叫张小敬，冲出来一刀捅死杨国忠，把脑袋割下来了。

就是这么一个人，此外没有任何记录，但我忽然觉得这个狠劲有意思。我喜欢写一个人物最好有点根基，所以挑了他，而且他没有太多背景，不用太受限制。好多人说你怎么起的名字跟女生似的，看着不够狠，我说这还真是原文，不是我自己编的。

张小敬出身极其低微，出场就是死囚犯，又脏又凶暴、长得又丑的脏汉子。肯定要有一个跟他对比强烈的人，我就想到李泌，他年轻有为，穿着一尘不染的道袍，出身又很高贵，前途无量。

李泌是当时的神童，从玄宗一直到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元老，而且一方面一心修道，一方面频频出世，参与政治。我没给他做太大改动，天才少年，很自负、自傲，但有自己内心的原则。从他的一生来看，他真就是这样。

小说中的贺知章也是知名历史人物。当时我需要找一个能够管事，级别非常高，但又不是真正有本职工作的人物。后来搜了一圈，发现就在天宝三年，过完上元节之后下一个月贺知章就退休了。其实之前他就退休了，但这个月之后就离开长安城回去休养了，告老还乡。

李泌太年轻了，他承担这么重的重任，按逻辑必须有一个资历非常老的人镇住。我转了一圈，又闲又有资质的只有贺知章了。贺知章是小学课本里出现的人物，大家都会背“二月春风似剪刀”，所以对他的改动我经历了一番波折。

在我的写作中，最先出现的角色其实是徐宾，就是提议把张小敬从死牢里救出来的人。徐宾其实是我自己，书里写的也是一个胖乎乎的书呆子，对外面的事不太了解，最喜欢挖掘各种资料，把这些资料攒到一块搞大数据。我就是对史料很迷恋，会把所有资料都放到眼前，不用出门，从这些资料的蛛丝马迹中推理出外面发生了什么。

那些女性角色我也挺喜欢的，虽然比较少。我不太会写女人，也是出了名的。但是至少这里面的三个角色——闻染、王韫秀、檀棋——都是独立的，没有一个人靠着男性角色才成立。而且，她们都有自己的想法、行动和立场。

历史上有王韫秀这个人。她是一个骄纵少女，出身很好，但看中了出身卑微的元载，跟他一起过穷日子。后来元载当了宰相，吃喝嫖赌、穷奢极欲，她也跟着一起。听着好像是反派，但元载死的时候，本来她能活，但是她说：我是宰相夫人，宰相死，我就一起跟着死。她果断跟元载一起死，个性特别鲜明。

以前好莱坞有一个定律，如果两个女性在一起没有讨论过自己的话题，这个剧是有问题的。这三个角色彼此碰到，都不会谈论男性，都在说自己的事，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追求。

所谓英雄，重点不在于行为，而在于出发点我的历史观其实是平民观，更确切地说是现代观。

张小敬自己表白过，为了这些普通老百姓，为了身边一个一个普通人来保护长安城，不是为达官贵人、皇亲国戚。他的这个说法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当时平民地位非常低，也没有这种意识要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大家最多保家卫国，为皇上尽忠。

我写的说白了就是现代观在古代的投射，是我们现代人所欣赏、接受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我要保护这些真正的平民，愿意付出一切。让张小敬保护平民，保护这些卑微的卖炭、卖马、卖骆驼的地位最低贱的人，真正的历史不是这样的。

我喜欢看金庸、古龙的小说，但我的小说跟他们有些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金庸的小说也罢，古龙的小说也罢，所有角色生活在江湖里，跟体制没有关系。他们想杀人就杀人，想行走千里就行走千里，官府的角色微乎其微，所以他们很快意，从某种角度上说非常自由。

实际上中国古代不是这样的，你杀一个人要被判刑，你去哪还是得给当地部门报备。张小敬是不自由的，他没有江湖身份，做派像游客，但生活在体制之内，无时无刻不被靖安司、长安城的规矩限制，想挣脱但挣脱不了。他虽然是一个反体制的人，但无时无刻不在跟体制互动，这是他跟传统侠客最大的区别。

有人说，把侠客放在体制内对写作者来讲是危险的。我倒不觉得危险，我觉得是挑战。自古独来独往的侠客太多了，但要体现人性的魅力，一定得放在一个矛盾的过程中，让他不断地挣扎、抗争。如果顺风顺水地一路过去，快意恩仇，看谁不顺眼一刀杀了就走，当然也很爽，但我觉得还是要给他更多的束缚。尤其像这种故事，一定要脚踏现实才有张力。

在我看来，所谓英雄，重点不在于行为，而在于出发点。当一个人心怀悲悯、心怀众生，愿意为某项事业燃烧自己，他就是英雄。至于他怎么做，忍辱负重还是征战四方都没关系。

历史故事中有很多我喜欢的英雄，比如，明朝万历年间，我们跟日本打过一场仗。打仗之前有一个流落到日本的华侨叫许三官，大名叫许仪后，当时已经生活得很好了。他忽然发现，日本准备开战时明朝不知道，就冒生命危险把所有资料搜集起来，交由当地的商人，让他们送回大明。

日本人发现了，他中间又经历很多危险，最后侥幸活下来。他其实是个小人物，资料很少，但他毅然放弃自己优越的生活，选择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甚至国家都不知道，特别令我感慨。

找到让自己泪流满面的一瞬间历史的魅力在于，它能够从古代到现代找到一个结合点。我一直在想，我们看历史故事，看古装电视剧，是因为对古人好奇吗？不是。古人怎么样都已经发生，跟我们的人生一点关系都没有，看到的是古人面临的东西，能够产生共鸣。前人碰到什么问题，我们现在也碰到什么问题。我们能够从里面读到人性，读到现在所面临的困惑和纠结。不管时代怎么变，人性始终没变过，我们还能从历史、人物的选择、他们的命运中找到让自己泪流满面的一瞬间。

我对历史的兴趣从大学开始。以前也看，但泛泛看，大学正好去新西兰留学，那地方出了名无聊，晚上六点以后所有店都关门了，只能在家待着。好多人出去坐游艇、打牌，我又不擅长，尤其在异国他乡，故国情怀更加浓厚。我开始找当地图书馆里的中文书，其实很少。但少能精读，每本书特别认真细致地读，还有意识找历史论坛，跟懂历史的朋友交流，慢慢发现能挖掘很多东西。

当时玩《三国志》，后来又玩《三国无双》，里面有一些对历史人物的模拟，我觉得挺有意思。在新西兰，我在图书馆里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小时候也看关于三国的书、电视剧，包括评书。我想，他们在游戏里这种样子，在演义里又是另外一种样子，那么在真实历史里到底什么样子？我就把自己看的、总结的发到网上跟别人交流。那时候网络氛围很好，通过聊天交流学了很多，后来我写书就是从三国入手。

很多作家影响过我，国外像茨威格、毛姆、马克·吐温，国内像老舍、汪曾祺，每个人方向都不同。甚至像斯蒂芬·金、西德尼·希尔顿这些通俗小说、畅销小说作家，都给我特别多的经验。

除了多看书，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写作训练，可能写得多慢慢就有经验了。最重要的一个经验是，你一定要从当事人的视角和立场看待事情。我们现在写东西很容易事后诸葛亮，觉得这个事情做得不对，这个人好蠢，其实不一定。这个人可能在当时受限，看到的情况没有我们那么多，只能根据看到的信息做一个他认为最优的选择。

比如鸿门宴。我们现在都骂项羽优柔寡断，竟然把刘邦放过去了，最后被取而代之。我们如果设身处地到项羽那个位置，他不知道后来刘邦那么牛，在他眼前刘邦就是一个老头。当时刘邦快50岁了，项羽才二十多岁，那时候真是人生巅峰，所有诸侯都俯首称臣。

对于一个二十多岁已经做到全国巅峰的人，碰到快50岁的老头，没什么能耐，出身还低，唯唯诺诺、颤颤巍巍的，没有必要杀他。脏我手，还弄得我名声不好，我请他吃饭把他杀了，以后谁还跟我吃饭。做那样的抉择，不能说是对的，但从他的角度来看是最合理的。

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写历史人物一定得沉入他的视角。如果你从第三方、后世的角度写一个人愚蠢或狡猾，其实很难写得透。只有把人放在这个环境内，你才能写出他真实的感受。

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