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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市相州镇，历史悠久，文化浓厚，代代先民在这块土地繁衍生息。由于地理位置所限，深受潍河泛滥洪灾之苦,在2000多年王姓回子派男孩名字的漫长封建统治时期，官府赋税压榨、自然灾害侵袭、土匪官军争斗滋扰，王朝更替征战。生活在相州大地的人民如同春夏秋冬四季，时而繁盛，时而衰枯，民众流离失所，良田变成荒芜芦苇浅滩，历史中盛衰无常。

“相州镇建村于汉，建置于唐，居潍水河漫滩之地，今村东临潍水。为镇水患，保一方民众平安昌盛，为造福相州人们世代昌盛繁衍，唐贞观元年特昭建巍峨的天齐庙于相州东涯，为国泰民安，造福一方；并立相州集繁荣一方商贸。“相”引用庙宇之“厢”意，“州”取村居漫滩之地，“相州”寓意泰山神镇水患守州地，保民众世代繁衍昌盛。一直到明初，诸城县下设八乡十偶，即乡下有社，相州属城阳乡。乾隆初年废乡社设练坊，置相州练，领67村；1929年改行七区制，相州属第二区，境内辖10乡；1945年9月9日诸城县人民政府成立，设相州区；1958年设相州乡，同年改为相州人民公社；1984年建立相州镇，今辖61个自然村。相州历代人才辈出，历史文化浓厚久远，文明古镇的称谓当之无愧。”这是古玉寻缘在《探源相州地名历史沿革》中的介绍。

相州镇历经几千年繁衰聚散，受环境自然灾、受瘟疫病虫灾害、受战乱兵屠之苦，繁盛于战汉、唐宋、清朝至今。

自明朝永乐年间，海州琅琊王王庠来到相州，庠之后人勤奋攻读，后世族人众多步入仕途。相州王氏一族的官宦仕途大大推动了相州在清朝的繁盛，王氏建筑群及其族人对相州镇的扩建创造了奇迹般的进士世家文化。

自清乾隆时期，相州有南门北门，四周有壕沟及其围墙，凡入相州镇者，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一律步行，否则将被视为大不敬。

诸城市相州镇，浓厚的文化久远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五帝时期。

为什么又从战汉到了远古的五帝时期？古玉寻缘为什么在《探源相州地名历史沿革》中没有提到，原因类似资料没有明确的史记记载，都是存在争议的言传或者是某些古迹史书提及过的信息，历史沿革中需要的是历史确切的信息，所以在次篇章中可以用于探讨。

这要从诸城、高密的名字起源说起。

诸城，诸城的前身叫东武。对于“诸城”的得名有三个版本。

一个是因古城“诸城”（在今之西南30里），春秋时期鲁国之城，到汉朝设诸县。

一个是“诸国”（在今之北50里），夏朝时立国，初期有姬姓立国，到春秋时有彭姓统治。现在渠河北岸的姓氏“彭旺村”与此是否有关联没去考证。

一个是诸城因上古名君舜帝出生于城北（10里）诸冯村而得名。据《炎黄氏族文化考》、《孟子·离娄》、明《职方地图》、清乾隆《诸城县志·古迹考》、《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著）、《中国史稿》（郭沫若著）、《中国历代帝王录》（杨剑宇著）皆言诸城之诸冯乃舜生地。古有舜庙，1974年毁于洪水，后西迁至现潍河西岸。

诸城，西汉初期设“东武县”，一直到隋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东武为诸城。

高密，城阴城，又称“高密国”、“夷潍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制高密县，属齐郡后改胶东郡。公元前73年（汉宣帝本始元年）县改属高密国。城阴城，位于今高密市井沟镇西北部，是一座方城，西南东北的长度均约为2公里，周长8公里。城阴城始建于战国时代，其创立之初即为山东半岛的大城，关键此地是大禹帝的封地。

禹，字高密，封地随名才有了“高密国”、“密水”（百尺河）。相州镇距离井沟27公里，距古石泉县10里，距昌县是潍水东岸西岸，因此，古相州也应当是高密国管辖区域。

相州镇是诸城、高密之腹地，南有诸城北依高密东临潍水。诸城高密都是汉朝建制设县，是远古五帝之舜帝、禹帝之封地。由此是否可言相州在二者远古时代也同时存在。

本篇为什么要提舜帝禹帝？原因是王姓始祖太子晋，太子晋是天下王姓始祖之一。太子晋又称王子晋、王子侨、王乔，是东周灵王的太子，本为姬姓，是黄帝直系子孙。太子晋因直谏被周灵王废为庶民，其后迁居于太原（今山西省）、琅琊（今山东省），世人称其为“王”家，其后以为氏。

在《探源相州地名历史沿革》中古玉寻缘提到《中华琅琊王通普》。山东临沂孝友村《琅琊临沂王氏宗谱》也列王书为王融之父，王祥、王览之祖，当是有宋谱为底本做为参照依据。其中有记载王姓回子派男孩名字：王书的次子王叡，又作王睿，字通曜。《后汉书》卷七十四备载。汉末官荆州刺史。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为政敌武陵太守曹寅所诬陷，挑唆长沙太守孙坚借故率兵袭击。孙坚是吴大帝孙权的父亲，以无须有的罪名逼迫王叡刮金而逝。王书的第三子王典，字臣伟。东汉官洛阳令。王典之子王樨[xī]，王樨之子王双。王典后裔有一支落籍相州--又有一支卜居今山东省诸城市西北相州村，遂为琅琊王氏诸城支派。相州属河南，洛阳以东有王祥河。王祥为王典的侄子，卒葬洛阳北邙山，后裔有依河而居者，故山东亦有相州村。王祥的三伯父王典官洛阳令，故后裔有居相州者。这一支派，延续至元末明初，诸诚西北相州村有一支，即其后裔。后来，又有一支属于王览（生于公元206年）后裔，也卜居山东诸城相州村。

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家谱）之一，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家谱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因此，我们要把“相州”之名定格在汉朝，因琅琊王氏一支在汉朝来相州建村定居。汉朝，相州镇区域已经有了密集的村落，是历代相对比较繁盛的时期。对于汉朝时期相州镇的繁盛文化古迹在《探源相州地名历史沿革》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从汉初的潍水之战(公元前 204)到胡大海屠杀山东，历经近1600年，山东是历代王朝更替征战的主战场，诸城高密民众，饱经战争之苦、之害、之流亡、之死亡！

王朝更替，国运兴衰，连年征战，土地荒芜，民不聊生。元朝在连年征战中存活了89年，酿就了山东民众苟且偷生的悲惨历史。

说到战争，我们应该知道元末明初山东民众流离失所尸骨遍野的历史。

南宋灭亡后，蒙古族攻占中原，建立元朝，实行对外用兵，对内高压，进行民族分化。据《元史》记载，元兵所到之处，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几乎“杀戮殆尽”；“村庄毁去大半，民仅存十分之一、二”；“骸骨遍野，十家庐舍，九家被毁”。豫、鲁、苏、皖民众被杀戮者达到百分之七八十。山东尤甚，成了荒凉世界，到处都是无人区。元朝统治者在政治上的民族压迫和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导致了社会的倒退和经济的萧条，引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定都南京后，经过长达十六年的战乱，明军终于战胜了元兵，推翻了元朝，统一了中国。但广大的中原地区和山东却达到了“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地步。至今民间还流传着，明朝大将胡大海兵取山东，徐达北定山东，康茂才搜杀山东，胡大海胶东渡海杀元兵等传说，证明山东确实是当时的主战场。

元末明初，山东已是“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田莱尽芜，蒿藜没人，狐兔之迹满道”，“民之死者半”、“人相食”的凄凉景象。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即下诏免除山东的田赋，其实，山东很多地方十村九空，民众流离失所，农田荒芜，无人耕种，国家无赋税田租可收。

为了发展经济，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主要有奖励垦荒、移民垦荒。朱元璋采纳了郑州知州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和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制定了移民屯田的决策。《明史》记载，洪武四年（1371年）三月“徙山西民一万七千户”，到了这年六月，又“徙民二万五千八百户”。两次合起来，仅这一年移民就多达五万多户。 落户山东的移民有来自山西洪洞县的，有来自直隶（河北省）枣强等县的，有来自江苏海州的等等。

明成祖永乐年间，来自海州而来的兄弟三人王彦明（大营）、王庠（相州）、王濂曾祖父（贾悦），几经周折来到了诸城西小店并暂住此地。三兄弟落户三地，大都繁衍五世后，出现了进士世家仕途，成为清朝有名望的奇迹般王氏名望家族。特别是王彦明长子王贵（新城琅琊王始祖）后代，明清其间，出进士30位、举人43位、有记载的诸生896位(其中贡生167位、监生266位、廪生30位、增生50位、庠生383位），有文学著述者50余人。112位出仕者，官至尚书、御史、侍郎、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三品以上的朝廷重臣9位，中级官员也多为寺卿、翰林、府道中等要职，故有琅琊世家“王半朝”之誉。

现今新城王氏一族注册成立了《新城王氏文化研究会》。

时光荏苒，世事沧桑，沧海桑田，变化无穷，斗转星移，物是人非。

人类兴衰跟随者历史的发展，有悲欢有喜悦，同样也有死亡相伴。在历史车轮中，俗话说：“贵不长久，贱无百代”，“人有三换九转，天有时刻阴晴”。每个家族会经历由弱到强、由盛到衰、由兴到亡的过程。明清时期的相州王氏一族同样没有逃脱人类生存的规则。从贫到富，从民到官，苦读寒窗俊秀仕途的相州王进士世家，在清朝期间为相州镇的文化发展及其基建建筑的繁华发展起到了无可厚非的主导地位。清朝后期由于受社会变革体制的影响，部分王氏族人逐渐走向败落。

国运兴隆，盛世修谱，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史记一国之事迹，谱叙世代之源流。今逢盛世，各族众寻根问祖，虽历史原因传承字派可能断流或者不符，但同根同源同宗信息者还能相互融合交流。

关于相州王氏一族，自康熙续谱一直到道光木刻本修续族谱，虽有缺失但基本完整，至于相州王始祖王庠初到相州，或者说海州三兄弟初到诸城都是如何起家的？为什么三家支派后人都能步入仕途，并成为进士世家显赫一族？由于年代久远，文献难证，想还原历史真相，不是很容易，但进行一些考证，还是必要的。本篇我们主要探讨海州三兄弟初始落户诸城的时间及前因后果的推断；相州王族人官宦仕途的发展及其建筑房舍的追溯，探寻明清时期相州王氏一族为相州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及其孙王两家世代恩怨。

一、相州琅琊王寻根

王钺为什么自称琅琊王？王贵为什么是新城琅琊王始祖？这就说来自海州的三兄弟一家是琅琊王之后。

相州王七世王钺所著《世德堂集》中《王氏族谱序》：“古今言谱谍者，率称族望，而王氏为最盛，言族则有，若姬姓之王，妫姓之王，子姓之王。琅邪、太原为周灵王太子后。王氏二十一望（族，以琅邪、太原尤著）……王于义，大也、君也。天、地、人，一贯三为王，呜呼盛矣。”王钺在《四库全书》中属名“琅邪王钺。”

在明朝初期迁民的浪潮中，主体移民是政府强制政策下的移民，还有一种就是受当地自然灾害或者是贼寇乱民所迫害，以及官吏赋税之贫穷而迁徙流浪他乡者。

来自江苏海州暂住诸城城西小店有亲兄弟三人，其中一人就是王越的始祖王庠。

有必要先了解下海州东海十八村。

《续金瓶梅》载：“但见：高峰突兀，巨海汪洋。黑风口浪卷千层雪，人度孤帆；白石渡潮涌几家村，僧归古寺。倒座崖，观音名刹；延福观，元始天官。苍松古柏，掩映金阑银台；瑶草滇花，恍饱蓬莱固苑。南北磊，古洞幽深，十八村，贤人隐迹。四面灵山福地外，千家烟火蜃楼中。”

东海十八村有当路村、诸吴村、诸韩村、大村、小村、诸麻村、平山村、石城村、凌洲村、水流村、诸季村、南城（东海城、临海镇、凤凰城）。大村又名大陈村、大义村，亦名戴村（音），在今花果山的入口处，历史悠久，自古便属东夷居地。

地名是时代的遗迹，活着的历史，所有的地名都曾经或现在仍然存在着。自明初至今，历经近七百年日月流转，鲁南、苏北诸多大姓家谱中的海州或东海“当路村”仍一字未改。当路村，即今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花果山乡当路村。而且，“当路村”、“当芦村”、“荡芦村”乃同一村。元代至元二十年（1283年）设于云台山区得东海县入朐山县，云台山地区先后隶属海州路总管府、海宁府、海宁州。明代至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属海州，时云台山地区18个村庄，编为7里。顺治十八年（1661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裁海时被弃为界外，复海时设东路镇合西路镇，辖18村，编为9里，仍属海州。

当路村是西汉官拜河南京兆尹的七世祖王尊所立（王尊是王熙的七世孙，王熙为当路始祖）。他原居沛，后迁琅琊。于汉哀帝元年王熙举家来到四面是海的云台山，在向阳处下寨立庄，从此隐居起来，后人以“当仕路，忠民权，功于国，荣于家”的祖训，定名为当路村，直沿至今。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列王祥、王览祖父王音应为高祖。其传承世系应为：王遵之子王音，王音之子王仁，王仁之子王书，王书之子王融，王融生二子：王祥、王览。列为传承世系一线表，则为：王遵——王音——王仁——王书——王融——王祥、王览。

由此来说，凡是自海州当路村迁出的王氏都可认为是琅琊王之后。这才是王钺及其王贵自称为琅琊王的真实原因。

二，海州琅琊王兄弟三人来到诸城时间考

海州琅琊王兄弟三人是什么时候来到诸城的？需要从大营王、相州王、贾悦王始祖兄弟三人及其新城琅琊王始祖王贵各家族谱的记录去分析探讨。什么时候来到诸城的各家族谱记载都是明初，而具体时间没有明确的记录。古玉寻缘通过四家族谱记载，大体考证如下：

据《诸城大营王氏族谱》记载：“盖吾王氏，于故明洪武初，由海州迂诸城，暂住邑西小店，再由小店出者三，一居贾悦、一居相州、一居大营，而新城又自大营迂去者也”。康熙年间，诸城贾悦王氏在续修族谱时，相州王沛思也给写的序，并特注明：王氏由西小店迁出，相州一支、贾悦一支，溯厥渊源皆一本也。

琅琊公王贵自诸城徙居新城，成为新城王氏始祖。

明万历三年（1575年），新城王氏立谱。五世孙王之垣《王氏族谱原序（立谱序）》云:“新城之有王氏，系出青州之琅琊。其移居新城，自琅琊公始……予家徙新城仅二百年耳，已不能详。及今不谱，后世何观焉。谨据所知，列之简帙，而断以琅琊公为始祖。”

明崇祯三年（1630年），新城王氏第二次修谱。六世孙王象晋《重修王氏族谱原序》云：“王氏之徙新城二百余年矣，琅琊公基之，植德公培之，颍川公始肇文脉。至我祖忠勤公，以匪躬大节，益阐扬而光大之。然而未有谱也……谱之作始于万历三年乙亥之秋。盖我府君司徒公慨系牒之未章，惧伦序之或紊。博延族属，详咨故老，立例析凡、诠论纪系，而谱作焉。”

据此可知，两次普序一曰“仅二百年耳”（可以认为不到200年），一曰“二百余年矣”（可以认为200多年）。这就说始祖琅琊公王贵来新城时距明崇祯三年（1630年）有200多年时间。

王贵始迁新城，度其年龄，当在十五二十时，而据族谱，其孙王麟生于成化七年（1471年）。又据《渔阳山人自撰年谱》，王麟“人伦醇备，事大父瑯琊公至孝”，则至少王麟少年时，王贵仍在世。

大营王氏二世祖王广为王贵五弟，第五世为弘治庚戌（明朝弘治三年（1490年））岁贡、直隶清河县知县王铨，第六世为隆庆丁卯（明隆庆元年(1567)）科山东解元王侍。

相州王氏第六世王开基（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618）山东乡试第二名举人）山东乡试亚元。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诸城相州王氏十一世、时任户部主事的王衍福，为新城王氏十一世王祖昌《秋水亭诗草》作《跋》，自称侄，三者世次与时代，大致一致。

诸城贾悦王氏第五世是刘统勋（1698年—1773年）岳父、清初诸生王宸嗣，但《贾悦王氏族谱》之《续修族谱凡例》、《世系总纲》明言一世祖（王濂）前，至少有三世名讳失考，则王宸嗣至少为第八代，与新城王氏第九代王士禛同时，大致也能和榫。 清代《诸城县志》，无王宸嗣传；《东武诗存》卷四收王宸嗣诗十七首，作者介绍只有“字觐阳”三字。查《诸城贾悦王氏宗谱》，王宸嗣字觐阳，号少村，一号枫崖，邑增生。明崇祯壬午山东解元、清顺治己丑进士王斗枢之次子，有《闻鸡窗诗集》行世。宸嗣有一子（名延宗）六女，其最小女适“逄哥庄雍正甲辰翰林东阁大学士刘公统勋”，是刘统勋原配，刘墉生母。他在乾隆十九年所作《贾悦王氏续修族谱序》中回忆这位外公对他的关心和期待：“墉自髫龄，随母归宁，朝夕嬉戏，外王考每抚顶而许之曰：‘异日成吾宅相，有光吾门者，必是子也。’至今言犹在耳，耿耿不忘焉。”王宸嗣为第八代，与新城王氏第九代王士禛同时，大致也能和榫。

明朝前期诸城一带在诸城及周围地区，也有一次震动全国的动乱，那就是唐赛儿白莲教起义。《明史·太宗本纪》，永乐十八年二月，“己酉，蒲台妖妇唐赛儿作乱，命安远侯栁升帅师讨之。三月辛巳，败贼于卸石栅寨，都指挥刘忠战没，赛儿逸去。甲申，山东都指挥佥事卫青败贼于安邱，指挥王真败贼于诸城，献俘京师。”清乾隆《诸城县志·总纪上》有类似记载：“十八年，春三月甲申，鳌山卫指挥佥事王真以兵百五十人击败妖妇唐赛儿余党于诸城，尽戮之。”并有注云：“先是贼首宾鸿等，合万余人攻安丘，时指挥卫青备倭海上，帅千骑击败之。城中人亦鼓噪出击，宾鸿等遁去，杀贼二千余人，生擒四千余人，皆斩之。其余党为王真所败，各械首恶送京师，贼悉平。”唐赛儿起义，像一阵飓风旋转过青齐大地，迅速消失。相对于清初小说家吕熊《女仙外史》的长篇演绎，《明史》与《诸城县志》的相关记载可谓要言不烦。

唐赛儿与永乐朝军队的决战在安丘、诸城之间，而营子在诸城县治北十五里，恰当其冲。

潍徐公路两侧不远有些村名如营马、营子、曹村、料疃、汉王山、马武寨、姚期岭……据有关记载都与东汉光武帝东征驻军有关，估计《大营王氏族谱》所谓“白马军过此安营”，是迎合《新城王氏族谱》及王士禛等人关于王贵的记载，但由于此地为战略要冲，花马王田丰和唐赛儿攻掠诸城时，有军队在此驻扎，也完全可能。

如果王贵出走新城与唐赛儿起义有关，他作为参加者或敌对者，都有可能——相对而言，他作为白莲教起义的参加者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如果他是起义的敌对者，在朝廷军队迅速取得胜利之后，他没有理由不返回故乡。

在大部分明朝人眼中，唐赛儿是以邪教倡乱的“妖妇”，但也有人称她是为建文帝复仇，为靖难冤魂伸冤的巾帼英雄。朱棣屠戮虐建文忠臣，神人不道，千古之下，犹令人发指。其中受害者就有诸城人、佥都御史周璿。明宋端仪《立斋闲录》卷二记燕王攻占南京后对被杀建文忠臣家属的处理：“周璿，青州府诸城人，妻王氏，年四十三。男蛮儿，七岁，是年十二月随母给配随住，永乐九年三月内收监听决。”康熙《诸城县志》卷七《人物》周璿传后引“旧论”曰：“建文君诸臣死靖难之日者，非直曰享君禄位，故以报之也，实关于天地纲常大义，无所解于其心，故其人如景星庆云，为万代之所瞻仰。乃有璿为吾邑人士，奥于其中，非里曛夂酰俊蓖跏慷G对于南明弘光朝复建文庙号、谥靖难殉节也曾给很高的评价：“抒天下久郁之情，作万古忠义之气，未可以乱朝没其善也。”

周璿的妻子王氏与王贵同乡同姓，甚至同族，在唐赛儿起兵时，仍沉沦孽海地狱，这也有可能激发其义愤，参加反对朱棣的起义。

初夫人传奇更可能与唐赛儿起义有关。唐赛儿在诸城战败兵溃之后潜逃，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突然下令将全国一万多名女道士及其尼姑抓到北京审问，其目的就是寻找战败的白莲教唐赛儿。初夫人可能是白莲教女战士，也可能是遭受无妄之灾的尼姑或道姑，为避免被逮刑辱，蓄发改妆，谎称大风吹来。古玉寻缘认为，初夫人是跟王贵一起去的新城，王贵又是诸城初家庄人。那初夫人是不是初家庄初氏之女？如果是，那说明了什么？如果说初夫人是白莲教女战士，那王贵又是白莲教什么角色？为什么新城后人王士祯族谱提序要把王贵去新城说是元末明初？

八世孙王士祯(渔洋)官至兵部尚书。王士祯（1634—1711），原名王士禛，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谥文简。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常自称济南人，清初杰出诗人、学者、文学家。王士祯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家庭，祖父王象晋，为明朝布政使。王士祯在先祖事略中写道：“山人名士祯，姓王氏，字子真，青州诸城人。始祖讳贵，济南新城著藉焉，称琅琊公。后避居新城之曹村，为某大姓佣作。一日大风晦暝，有一女子从空而堕，良久既霁，公于尘坌中得之。云即诸城县初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觉至此。时公方鳏居，女子年十八九。主人以为天作之合，遂令谐伉俪焉。”

传说、故事却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王贵去新城与白莲教有关，初夫人的的“聊斋”故事也与白莲教有关。二者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王贵跟初夫人结为伉俪是去新城后的事。我们更应该明白族谱序言要表达的意思，那就是王贵在初家庄已经有婚约，还没结婚，原因白莲教问题，必须躲避他乡。为啥选去新城躲避，新城之地必然有王家亲戚投奔。为啥初夫人成为了“风送夫人”？那就是王家后代一是掩盖王贵和初夫人与白莲教的关系，而是不能记录始祖是未婚“私奔”到新城，必须要有一个“明媒正娶”的层面故事。事实在以后的新城王氏传记中记录初夫人的教子持家并不是一般的农家妇女表现。

清代王氏族人修《新城王氏世谱》，对王贵迁新城的过程，有如此记载：始祖讳贵，原籍青州府诸城县初家庄人。明初，避白马军乱，移新城县之曹庄，居赵氏庑下，为人质朴无华，力本重农。配初氏。先一日，大风晦暝，有女从空而坠。问之，盖诸城初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觉至此，顷刻已五百余里矣。赵氏以为天作之合，遂令偕伉俪焉。

唐赛儿(公元1399年-)白莲教起义是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她不辞劳苦，不避艰险，秘密往来于益都、诸城、安州、莒州、即墨、寿光诸州县。以卸石棚寨为中心的农民革命风暴，席卷青州、莱州、莒州、胶州以及安丘、寿光、诸城、即墨等9个州县，队伍迅速扩大到数万人。一个20左右的唐赛儿号为“佛母”，饱受战乱和盘剥之苦的农民群众广泛信奉白莲教，从中寻找精神寄托和相互帮助。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唐赛儿组织的起义军，名为“白莲军”，借助白莲教在当时发展队伍。这在乡绅官宦眼中就是“盗匪”，唐赛儿所到之处，不断打击附近州府的官府污吏和恶霸、地主，各官吏纷纷逃命。这里有个特别的问题，那就是夺取地主官吏之财而分之。

王贵去新城在族谱中没有明确的正解，大都是掺杂言传的故事。难道他的后代五世孙王之垣没去查询考证具体时间与原因？为什么要来到新城？就是靠故事来定格祖先？这里面必然有缘由吧。按照推断，王贵跟唐赛儿起义有牵连，王贵的夫人初夫人也跟唐赛儿起义有关。而古玉寻缘的认识是，王贵是领着未婚的初氏去了新城，当时的王彦名家族不是贫穷家庭，定了也不是特别富的地主富豪。这也可以理解为，为什么新城王贵后人要用模糊的传说故事而去记录他的始祖。显赫门第，为官当朝，就是平民也不会注明自己始祖是白莲教成员的，这才是一切传说的根源。为什么初家庄成了大营，关键是初家庄从此消失了。应该跟相州的宋家庄是一个历史原因吧。我们是不是可以上升一个层面，那就是从海州来的兄弟三人或许与白莲教有某种渊源。

探索到此，应该有个确切的时间，那就是1420年。原则说这个时间就是王贵去新城的时间。1420年，王贵还不满18岁。为啥？已订婚却没结婚。古时时兴媒言之说父母包办的娃娃亲。唐朝初年休养生息，婚嫁规定放宽，规定男二十娶，女十五嫁。唐中叶时期降低为男十五以上，女十三以上皆听婚嫁，否则政府干预。从此以后，到宋朝、清朝，法定的婚龄都是男十六、女十四左右。民国时期，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六岁，禁止结婚。

那我们只能推断海州三兄弟来诸城的时间是明成祖永乐年间公元1400年左右。

三，海州兄弟三人的大小排序及年龄

清同治《大营王氏第五支谱·总纲》，记大营王氏“始迁祖”王彦名有七子：贵、仪、坦、城、广、堪、增，“贵”字下注“移新城县”；在今天大营村东见存清道光五年九月“合族仝立”的大营王氏始祖王彦名与四夫人合葬墓残碑，碑阴列王彦名下七支世系，“二世长支贵”下，列新城王氏历代名人。

《诸城贾悦王氏族谱》卷首乾隆时《续修族谱凡例》：“旧说迁自海州，寄居东莱，再迁居城西小店，自小店出者，为营子，为相州；自营子出者，为新城、为贾悦。故吾三家，由明迄今，行次不紊，第派别分支，各自立谱。”

清道光刻本《相州王氏族谱·凡例》尤为简略：“王氏自小店出者为营子、为相州，又自营子迁出者为新城、为贾悦，故自先世以来，姻亲未结，行次不紊。

兄弟三人自小店最先来到大营定居，应该王彦明是三兄弟中的长兄，因为“为营子，为相州”这就是排序，有说相州王庠是长兄，不妥。相州王庠是长支，来自相州族谱“王庠行一”。因为从我们对各支时间的对比看新城王贵支祖都略早于相州与贾悦支族，当然，这个不能是确切的证据。那为什么贾悦支祖跟王彦名同居了段时间才去的贾悦。“又自营子迁出者为新城、为贾悦”，这又说明了什么？说明贾悦支派祖是兄弟三人中最小的吧，无自立能力，期间跟随长兄一起生活。如果王庠是长兄，贾悦始祖那为啥要在初家庄跟随王彦名，而不是跟其兄王庠？

王彦名大营王氏始祖，现今有与四夫人合葬墓残碑。一个外来的迁民，当辈有能力娶四个媳妇生七个儿子，这说明了啥？很简单的道理，那就是有田地、有粮食、有财产。

《大营王氏族谱》关于始迁祖王彦名如此介绍：“明初由城西小店迁城北二十里初家庄，后村因白马军过此安营，改营子村，又名大营庄，遂家焉。载《县志》铨公传记。配相州周氏，继长城郑氏，再继田氏、相州宋氏，合葬大营庄西南原，子午兼任丙，向有墓碑，有家传。”大营王氏祖墓至今仍有遗址，包括王彦名墓碑、墓碑前方石甬道、明隆庆三年王侍等为乃父王铨所立《文林郎东川王公墓》残碑，至今仍存。

这里有个特别的问题，那就是王彦名“配相州周氏，继长城郑氏，再继田氏、相州宋氏”四位夫人有两位明确标志是相州人，原配周氏侧室宋氏。这就说初家庄居住的王彦名跟相州有亲缘关系。这里有两种推断，一种是王庠来相州后因与王彦名亲兄弟的关系，而给撮合牵线，这个版本的王庠必须要更大于王彦名年龄。另一种就是王彦名为长兄，通过在初家庄的发展稳定后，有人保媒跟相州周氏伉俪，到侧室宋氏时王庠去了相州宋家庄。古玉寻缘支持第二个版本比较适合当初的现实，因为在定格1400年左右初来诸城时间时，王庠一族前六世有50年无法计算的空缺时间。王庠的夫人是乔家庄乔氏，同样是诸城人，这说明王庠也是来诸城后才成的家。所以说王庠成家比较晚，或者是有后代比较晚。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在相州王氏族谱中，有个比较突出的发现，配偶注解，凡是配偶不是诸城管辖区域的姓氏都有特别详细出生地名及家父门第注解；凡是相州练管辖的村庄，都是直接记录村庄名。乔家庄，应该是后来的乔家巴山。乔家巴山属相州练管制，为什么要说相州练，原因我们看到的相州王氏族谱是道光年间的木刻本。所以，这个时期已经是相州练制近100年时间了。

自乾隆初期相州建制为练。

乾隆诸城县志记载，相州练所辖六十七个村，分别是1寨里，2王家巴山，3乔家巴山，4孙家巴山，5姚戈庄，6郭河头，7乘满子，8泊南庄，9邱家，10芝灵，11草庄，12殷家岭，13马家屯，14山南头,15小吾村，16吉林庄，17高家庄，18凤凰庄，19小石埠，20南曹村，21营马庄，22辛店子，23前孙戈庄，24后孙戈庄，25西南楼，26前高直，27,后高直，28王富庄，29道明庄，30赵虎店，31小庄子，32马家双堂，33刘家双堂，34赵家庄，35小埠头，36景芝镇，37前塔西桥，38后塔西桥，39学究庄，40孙田子，41上霞岗，42下霞岗，43王家庄，44北曹村，45祝家曹村，46郑家曹村，47徐洞，48惠家林，49三槐泊，50胡兰，51封家岭，52封家庄，53兴河庄，54宋家坡，55曹家坡，56河崖庄，57沙河头，58莲池庄，59东九台，60中九台，61后九台，62陆家九台，63大营庄，64小营庄，65沈家双堂，66虎山铺,67相州集。

王庠与乔家的姻缘，也为后来王培宗其兄王笃宗去巴山奠定了基础。

到王庠的儿子王隆，配相州宋氏。王彦名、王庠两家都跟相州宋家有姻缘。这个问题该如何去解密？

古玉寻缘认为只有把王彦名作为兄弟三人中年龄最大者，才能理顺相州王跟大营王的关系。

既然王彦名的首任是相州周氏，那说明王彦名是来诸城后才有的家室，同样王庠也是。这就说明兄弟三人从海州来的时候都是单身，最大的年龄不会超过16岁。这就出现了一个大致的年龄之分，三兄弟基本是16-10岁这个范围段，大致可认定为大营14岁、相州12岁、贾悦10岁左右年龄。如果是这样，那王彦名应该是在初家庄2年后16岁跟相州周氏结婚，17-18岁生子王贵。这个时间大概是1402-1404年。我们如果定在1404年，那1420年王贵16岁，已经订婚却没结婚，或者是就要结婚。由于唐赛儿事件，1420年王贵协同未婚妻一起去了新城。

我们假设1404年王彦名结婚，结婚后王庠去了相州宋家庄。初步计算了下相州王氏一族1-6世繁衍时间，发现1404年这个时间王庠来到相州有点早，这其中是什么原因不明。

1404年王庠来到相州14岁，到六世王开基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618）山东乡试第二名举人，这是214年。平均每代算30年，那三六才180年，这样也不符合当时结婚年龄的生育逻辑。应该平均20年才是那个时代的正常世代生育范围。怎么算也是有50多年左右的空差！如果把王庠来相州往后推50年，那与王彦名一家世代时间不符合，所以在后面的篇章，古玉寻缘就有意给王庠到王允升拖延了下时间。这个时间的拖延只能归于天灾人祸，有幼年夭折之子的可能。

四，海州兄弟三人来到诸城的演义版本。

明朝初年，官神地主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遭到沉重打击，农民阶级地位相对上升。律例上没有涉及地主与佃农相互之间关系问题的规定，在法律上彼此之间是对等的关系。地主干预佃户婚娶、鞭笞驱使等暴力行为是非法的。明朝的贫民有了相对的自由，为迁徙行为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也方便了明朝大规模迁民政策。

明朝大移民是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为了使人口均衡、天下太平，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明洪武年间，朱元璋采取了移民政策，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迁移。凡移民垦田，都有朝廷拨发路费，到达迁徙地，政府分发田地、耕牛和种粮，免税三年。

海州当路村王氏五口之家，未成家的兄弟三人告别了父母，跟随迁徙大军来到了诸城。

对于三兄弟来到诸城安家落户，有三个问题：

一是三兄弟为什么从诸城往北留在了初家庄？

二是相州王庠子孙续谱时为什么要特别备注“东巷老实王家”？既然是迁民垦荒，为何要强调老实不老实？相信当时各迁民姓氏族谱续言如此注明的甚少。为什么相州流传孙家救了王家的故事？王家做了什么事需要孙家出手相救？同样也有王家救孙家的传言。相州王家跟孙家有什么历史恩怨？

三是王彦名是不是真名？为什么临沂琅琊王氏修谱说王贵父亲叫王福？未成婚的迁民，当代为啥会有四个老婆。王彦名当代发迹如此之快，这说明了什么？

三牛斗胆演义三兄弟版本如下：（在此特别声明，只做参考，族人不认可者勿怪，勿较真！）

自海州而来的兄弟三人，来到诸城城西小店，小店距城西南一里。小店可能当时是来诸城移民的接收站或者是暂住记录分拨点。需要说明，三兄弟应该是官府在册迁民，去哪里是由官府派定。兄弟三人同时去的初家庄，原因都是未成年，年纪小的还不能生活自立。

兄弟三人从小店一起来到初家庄，居住了下来。

初家庄白莲教诸城传播基地之一，这与前面介绍的唐赛儿发动白莲教起义相关联。即使唐赛儿发动白莲教起义距三兄弟来初家庄近20年的事，我们不得不把二者联系起来。因此就有了个简单的推断故事。

在小店暂住期间，有白莲教传播者认识了王彦名，并拉拢诱导其兄弟三人，通过打点官府造册官员，王彦名领着年幼的兄弟二人来到初家庄。为什么这哥仨是白莲教发展的对象？很简单理由，三个小伙子，不几年就是壮年主力。从后来的唐赛儿起义可断定初家庄是白莲教的秘密活动基地之一。

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流传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结社。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北宋时期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南宋绍兴年间，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规定信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它号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种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它的教义简单，经卷比较通俗易懂。为下层人民所接受，所以常被利用做组织人民反抗压迫的工具。

明代白莲教信徒众多，主要来自下层社会。白莲教“政体尚专制”，始终实行严格的家长制统治，等级森严。由于其本身又分成许多别支，故派系的教首只掌握本派的大权，采取父死子袭的权力继承方式。不容外人觊觎。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归根到底取决于所收门徒的多寡，以纠合人数多者称为大头目，人数少者为小头目。教首的弟子们，随着本身力量即所收教徒人数的不断增长，独立倾向也在逐步加强，如果条件成熟，最后也会走上独树一帜的道路。为了适应下层百姓白天劳动的实际情况，白莲教徒多是“夜聚晓散”，愿意入教的人不受任何限制，不分贫富、姓别、年龄，男女老少只要愿意均可加入，“男女杂处”。到了明末清初，白莲教逐渐在教理方面趋于完备，教义也更加体系化。

兄弟三人来到初家庄，分地耕田，安家落户，秘密接受的是教会教育。

故事讲到现在，大家是否明白了我们不解的一些疑问。白莲教初家庄聚点是王彦名在当代步入地主富豪的首要条件，也是兄弟三人接受严格教会制约教育而有持家教子的特殊因素。当然，当15-20年后的王贵逃离他乡，王彦名或许就是这个时候改的名，因为其身也受起义牵连吧。之后，大营王家、相州王家又发生了家族本质改变的仕途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