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1日恰逢斯大林70大寿姓任已楠结尾的女孩名字，为了使新生姓任已楠结尾的女孩名字的人民政权能够尽快地在世界舞台上站稳脚跟姓任已楠结尾的女孩名字，毛泽东决定出访苏联，一为斯大林祝寿，二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寻求外援。

叫人惊心的是，就在中央做出这个决定不久，隐藏在北京某个角落里的神秘电台，即把这个重要消息发给了台湾国民党保密局。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得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他自不量力地认为抓住这个机会，搞出一番大动静，必定能挽救自家的颓势。

自从败逃到台湾，毛人凤的处境相当窘迫。"太子”蒋经国掌控情治部门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他若再做不出显著成绩，让蒋介石刮目相看，要不了多久，只能将自己的地盘权势拱手让出，落一个凄凉落座冷板凳的结局。

靠“忍等狠”熬出头的毛人凤是不甘心失败的。北平和平解放前，他曾煞费苦心地将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导组少将组长傅家骏暗布在京城，负责指挥整个华北潜伏特务系统。只是败寇想画蓝图实属痴心妄想，不久，这个被毛人凤寄予厚望的潜伏大特务即遭姓任已楠结尾的女孩名字我中央社会部识破、逮捕，进而他的整个华北特务潜伏网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沮丧的情绪尚没有驱散，突然接到毛泽东即将出访苏联的情报，兴奋之余，毛人凤当然想张他的“螳螂臂”。

蒋介石得到毛人凤的报告，兴趣很浓，他关切地问：“消息是怎么来的姓任已楠结尾的女孩名字？可靠吗？”

毛人凤自信地说：“消息来自我们在北平的独立电台，内容绝对可靠。”

蒋介石看了看毛人凤，说：“这个电台做得不错。要想办法及时弄清毛泽东出访的准确时间、出行路线、出行方式。这一次你们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想尽办法，绝不能让毛泽东的这次出访顺利完成。”

对毛人凤而言，领走蒋介石的勉励，也就意味着立下了军令状。回到自己的巢穴，他一方面对负责北京独立电台的潜伏特务进行嘉奖，一方面命令潜伏特务集中力量，广泛活动，近期务必刺探到毛泽东出访苏联的具体情报。

然而，毛人凤忽略了一点，其时，我情报部门已在北京布下了一张反特大网，潜伏特务只要露头，结局只有一个，初一不死，十五必亡。

由于潜伏电台频繁向台湾发报，不久，我中央军委反特监听台便锁定了这一神秘电波，并通过技术手段破译了电报内容。

周恩来看到破译的电报内容，感到事态重大。不巧，此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正在外地，于是周恩来直接将电话打到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那里，请他立即过来讨论处置方案。

杨奇清赶到后，周恩来将中央军委破译的一份电报交给杨奇清看。这份电报的内容是：“货已收到，成色佳。老板极为满意，特此嘉奖。望继续发货。”收报人，也就是这一潜伏电台的发报人，代号“0409”。

周恩来对杨奇清说，通过对监听结果的分析，特敌已经获悉毛主席即将访苏的消息，并且正在策划阴谋破坏活动。我们要尽快挖出这个潜伏敌台，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确保毛主席访苏的绝对安全。

杨奇清听了，沉思片刻，然后说，能不能请主席暂缓出访？目前除了破译的电报，我方掌握敌特的线索太少了，现在距离主席出访只有十天时间，如果不能及时破案，后果十分严重。

周恩来说，没有特别重大的情况，主席出访日期是不会改变的。现在就由你来负责这个案子，主席曾经说过，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不管这一小撮敌特分子有多么狡猾，多么顽固，我们一定要挖出它，打倒它，消灭它。

听到总理的话，杨奇清大声说，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争取在主席出访前拿下这个案子！

时间宝贵，事不宜迟。

谈话结束回到公安部，杨奇清立即召集部里的精兵强将，一起商议这个案子。

在杨奇清召集来的这几位老侦查、老公安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曹纯之。这个曹纯之，外号“一堵墙”，只要他出马，就没有冲不上、拿不下、破不了的案子。

杨奇清简单介绍完案情，曹纯之说，年初我们抓捕国民党潜伏大特务傅家骏的时候，他曾经交代过，在北平解放前夕，毛人凤曾经在北平安插过一个电台。这个电台受毛人凤一个人掌握，傅家骏也不知道具体情况。我想，这次军委监听到的电报，可能与这个潜伏电台有关。

杨奇清说，纯之同志的看法有道理。这个潜伏电台，我们要重点跟进侦查，其他线索也不能放过，总之事态严重，时间紧迫，我们必须多头并进，一定要尽快破案。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事态的确是严重的。针对这次毛主席出访，虽然公安部、铁道部联合制定了扎实的保卫计划，但在严格的内部检查中，还是发现了不容忽视的问题，先是天津铁路局在杨村大桥的桥墩上发现了一包炸药，接着，哈尔滨铁路局机务段在准备给主席专列换乘的机车火车头上又发现白俄籍“职工”偷放的一枚手榴弹。

更危险的是，1949年12月6日晚9时整，毛主席出访专列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启程后，仅仅过了两个小时，中央军委反特监听台便再次监听到一份从北京潜伏电台发给台湾保密局的电报。

发报人代号依旧是“0409”，电文如下：

据情报，毛泽东今日密赴莫斯科，沿路戒备森严。

在当时，这一事件甚至惊动了专列上的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毛主席在专列上当即给公安部下了批示：

在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毛主席的这份批示虽然很短，但意思却是严厉的，一是一定要破案；二是限期在他回国前破案。

毛主席的批示下达后，公安部立即责成公安部政保局调研处立案侦查，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亲自领导，负总责，熟悉北京反特工作的市公安局二处处长冯基平担任专案组组长，负责具体执行。

冯基平接过重担，立即从部里调来两员大将，负责一线侦破。这两位，一位是张烈，另一位就是有“一堵墙”之称的曹纯之。

按照已经掌握的线索，专案组成立后，随即兵分两路，同时展开侦破工作。

第一路是围绕潜伏电台直接进行的。既然敌特在北京安插有电台，那就一定有电台信号出现。为此，侦查员特意从公安部调来测向车，希望利用测向车找到潜伏电台的确切位置。

因为事前不能确定潜伏电台的大致方位，这次测向，第一路侦查员拿出了大海捞针的精神，测向车开始的工作范围很大，西从丰台，东至朝阳门，南从大红门，北至德胜门关厢一带。

第二路是围绕敌特嫌疑分子的档案展开的。然而，当市局将厚厚一堆敌特嫌疑分子的档案送来后，“一堵墙”曹纯之却不由地担忧起来。

他对二路的侦查员说，我们的时间太宝贵了，我担心的是真正的幕后，特务万一不在这些嫌疑人员档案中，那我们就走冤枉路，将宝贵时间浪费掉了。

侦查员问，不从这些档案入手，我们还能从哪里入手？

曹纯之说，容有想想！容我想想！特务最容易露出尾巴的地方在哪里？

在办公室想这个问题时，曹纯之突然注意到桌子上放着的一本《政治经济学》，破案的灵感随之涌现出来。

有钱小鬼才推磨！这些潜伏特务凭什么还为台湾毛人凤卖命？在现在的局面下，毛人凤光开空头支票，恐怕已经不好使了，他必须拿出真金白银来拨动这些小鬼。

那么问题来了，台湾的钱怎么才能送到潜伏特务的手里呢？说一千道一万，他们不可能绕开“境外汇款”这个办法，而且可以肯定，潜伏特务活动越猖獗，他们境外汇款越频繁。

既然如此，从可疑境外汇款查起，顺藤摸瓜，潜伏敌台还跑得了！

曹纯之将这个想法汇报给冯基平、杨奇清，两位领导对曹纯之的这个思路非常赞赏，杨奇清夸赞说，“一堵墙”这是堵住了潜伏特务的命门。

然而，满怀希望的曹纯之很快就失望了。他带着侦查员用了一天时间，把北京市邮局查了一遍，结果却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

难道查境外汇款这个思路有问题？

轻易动摇，不敢坚持的人，往往难以掌握真理，靠近真相。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曹纯之认为查境外汇款这个思路没问题，问题出在他自己身上，他没有将潜伏特务的心理吃透。

怎么讲呢？

在曹纯之看来，这些潜伏特务，既胆颤如鼠，又狡猾如狐。换位思考，如果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会怎么想，怎么干呢？一定会觉得在北京接收境外汇款太危险，一定会绕个圈子，到异地收钱。

异地收钱？

哪里是理想之地呢？

第一时间，曹纯之想到了天津。天津距离北京很近，工商业发达，而且天津从抗战时期起就是国民党特务活动的重镇，这里和保密局有关联的人很多，选择汇款到天津，既能做到掩人耳目，又能做到伸手即办。

让曹纯之感到兴奋的是，他的这个想法刚明确下来，中央军委转来的新情报就证实了他的这个大胆推测。

转来的新情报，是监听破译的三封电报。

第一封是台湾保密局发给北京潜伏电台的，内容大意是：查本局赴港汇款人有被匪谋密捕可能，兄台前报收款地址，即日作废。希转知计小姐即移地址。

第二封是北京潜伏电台给台湾保密局的回复，内容大意是：新汇款地点天津西马路西门北117号忠祥棉布庄内交吴光宇······职处直接有危险······即通知计小姐移址。

第三封是北京潜伏电台主动发给台湾保密局的，内容大意是，另提供一汇款地址，天津富贵大街58号天源义记行。

将这些情报汇总到一起，曹纯之认为，潜伏电台已经露出马脚，当务之急就是赶赴天津，通过境外汇款单，追踪这个神秘的计小姐。

查有可疑之处的收存款单据，外加注意“计”姓收款人，明确这两点后，赶赴天津的侦查员很快锁定了一张可疑的港币存款单。

这张存款单有两点可疑。一是存款人取走港币后，立即将这些港币存入了中国银行。这种先取香港汇款，又立即存款的做法，很像是特务把天津作为了从境外汇款到北京的中转站。

第二个可疑点就是存款人的名字。这张存款单上写的取款人名字是“计爱琳”，这和破译电文中提到的“计小姐”完全吻合。

更让侦查员感到兴奋的是，顺着这张存单，再查计爱琳之前收到的那张汇单，一条重要线索浮现了出来。

这张汇单上不仅写明了收款地址，北京新侨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而且盖有“计爱琳”的领款私章，更关键的，在这张汇单的收费地址栏上，居然还清楚地留下了计爱琳的地址：北京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沈宅转。

这一次天津之行，除了挖出了这个计小姐的具体情况，侦查员还对破译电文中提到的两个地址进行了专门核实。侦查员发现天津确实存在电文中提到的忠祥棉布庄和天源义记行。

曹纯之拿到这些情报，立即部署下一步侦查工作。曹纯之对侦查员们说，此案关系到毛主席出访安危，侦查过程中绝不能打草惊蛇，现在我们兵分两路，一路暗中监控天津这两个地址，另一路追踪深挖这个计小姐，这个女人大有名堂，是挖出潜伏电台的关键，因此我们的侦查工作一定要做到保险、保险、再保险。

按照部署，1950年1月8日，侦查员李烈被派到梁家园所在的第十派出所，暗中调查计爱琳这家人的户口底票。

调查发现，这户人家的户主叫沈德乾，现任周口店中华煤矿公司总经理。家里共计有七口人，分别是沈德乾的妻子计致玫，妻妹计采楠，妻侄女计雪玲，另外还有3个孩子，年龄都不大。

从户口底票上看，这户人家有三名姓计的女性，但没有计爱琳这个人。怎么看这个情况？侦查员一致认为，地址和姓完全对上了号，那就错不了，计爱琳就藏在沈家这三名女性中间。

究竟是哪一个呢？

经过更深入的调查，侦查员发现，计致玫这个女人曾经是一名妓女，解放前和某些国民党官员打得火热，从良跟了沈德乾后生了三个孩子，而且已经近四十岁了。她的这种状况，应该不适合被称为“小姐”，再观察她进进出出的样子，感觉她干不了特务的那些勾当，可以基本排除。

计致玫的侄女计雪玲只有十五岁，还是个学生，更不可能是汇款单上的“计小姐”。

排除了这两个，剩下的就是沈德乾的小姨子计采楠了。户口底票显示，计采楠现年29岁，过去是教师，现在属于无业游民，正赋闲在家。

年龄是合适的，感觉更是值得怀疑的。随着调查的深入，计采楠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清晰，越看越像潜伏特务。

解放前，计采楠在辅仁大学攻读音乐专业，那时候她曾与一个美籍英国商人姘居三年，从而跟美国人搭上了关系。

解放后，计采楠的姘夫逃亡香港，她借住在姘夫的朋友李超山家中，并且与李有暧昧关系，后来被李超山的老婆发现，住不下去了。

再后来，计采楠就住进了姐姐家。值得注意的是，计采楠虽然是无业游民，但似乎很有钱，沈德乾有时候都要从她手里借钱，用于公司的周转。

据邻居们反映，计采楠这个女人很风骚，她的那些钱十有八九来路不正。沈德乾因为借钱跟她发生争执，曾愤怒地嚷嚷过，你的钱怎么来的我还不知道？我如果告发了，咱们都活不了。

从沈德乾的这句话可以看出，这个计采楠肯定有问题，但要说她就是“计小姐”，侦查员没有直接证据，还不敢肯定。

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监听部门又截获了北京潜伏电台发给台湾保密局的一封电报。

电报的内容大意是，近来风声甚紧！昨天有匪警在计小姐后窗偷听，第二天白天就有查户口问是否来过客人，计小姐没有承认。最后匪警对计小姐说，以后来客人要报告。

侦查员记得，在去计采楠家查户口时，的确说过“来客人要报告”。有这一条，就对上了，这个计采楠就是敌特潜伏电台中屡次提到的那个“计小姐”。

换是一般案子，到这一步，计小姐就可以直接抓了，然后控制使用，钓出其他潜伏特务，挖出电台。但此案关系到毛主席出访安危，毛主席又给出了破案期限，负责此案的两位大领导均认为，做不到万无一失，就不能轻易抓人。这时候任一微小的失误，都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

的确是这样，贸然抓了这个计小姐，如果她是个死硬分子，如果她在控制使用时失控，潜伏特务一旦被惊动，再挖电台，时间就更紧迫，难度就更大了。

冯基平告诉同志们，办这个案子，一定要耐得住性子，要一点点织网。有章法的慢有时候就是最有效的快。

对办案精神心领神会后，曹纯之在办公室的黑板上写下了“北京新侨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这几个字，接下来他的侦查思路很明确，要打进这家公司内部，全方位深入调查计采楠，争取挖到更有价值的线索。

为此，曹纯之特意挑选了一名很特别的侦查员来担任这次任务。这名侦查员名叫冯铁雄，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才貌出众，能说会道，属于特别善于乔装的那一类。

曹纯之对冯铁雄说，这次你带钱打进去。

冯铁雄自信地说，有这个条件，这仗就好打了。

果不其然，冯铁雄进入北京新侨贸易公司后，董事长司徒良美觉得揽到了一个有能量、有实力的人才，不仅同意了他入股的要求，而且让他担任了公司的交际秘书。

利用股东加交际秘书的身份，冯铁雄很快了解到，计采楠也是这家公司的股东，而且她还入了两股，一股是她自己的名字，另一股是以她母亲计赵氏的化名“计爱琳”入的股。

难怪她去天津取钱，用的是这个名字，既隐藏了自己，查起来还能有明确的说法。

随着对计采楠调查的深入，不久，冯铁雄还摸到了一个重要情况，计采楠并不是一直居住在梁家园东大院，此前她还在一个叫二龙坑的地方住过。

带着这个线索，侦查员随即来到二龙坑所在派出所，从计采楠的户籍资料中，他们发现计采楠还有一个弟弟叫计兆祥。但是，计采楠却对别人说，这个计兆祥早已经死了。

侦查员将这个情报带回来，曹纯之一听到“计兆祥”这个名字，心头顿时一惊，因为他对这个计兆祥有印象。

北京解放后，北京公安局大力肃特，大批特务选择了自首。据部分自首特务交代，保密局撤逃台湾前，曾在北平留下一个潜伏电台，这个电台的发报人、译电员、情报员、台长等职均一人担任，所以这个电台又叫“万能电台”，而这个“万能电台”的台长就是计兆祥。

当时，因为要办的案子太多，曹纯之对自首特务的这些说法没有特别关注，但深深地记住了这个名字，现在看来，这个计兆祥可是个致命危险的潜伏特务。

意识到问题，曹纯之立即着手深入调查这个计兆祥。很快，一条重要线索被抓了出来，有名侦查员从在保定缴获的国民党刑警学校同学录中，发现了计兆祥的名字。按照这条线索查下去，曹纯之了解到，计兆祥是北平特警学校最后一期学生，毕业后在国防部二厅北平绥靖总队一大队担任中尉报务员。

对于北平绥靖总队，曹纯之是有所了解的。解放前夕，军统“四大金刚”之一，号称“辣手书生”的陈恭澍曾做过绥靖总队的上校总队长。这个陈恭澍是军统第一杀手，可不得了，民国众多刺杀事件，例如枪杀张敬尧，毒杀石友三，制裁殷汝耕，袭击王克敏，谋刺汪精卫，枪杀张啸林，刀劈傅筱庵等等，幕后策划者皆是此人。

既然跟过陈恭澍，眼下又牵扯到北京潜伏电台，看来这个计兆祥绝非一般的小特务。为了进一步查清此人的背景，曹纯之通过关押特务的北京各监狱，找到了同样做过北平绥靖总队报务员的叶某和宫某。

据这两人讲，1948年平津解放前夕，陈恭澍接到国防部命令，挑选了几十名特务留在平津，执行潜伏任务，计兆祥就是从绥靖总队挑选出来，陈恭澍最为满意的一个。陈恭澍离开平津，逃向台湾后，据说计兆祥被直接划到了保密局，归毛人凤直接领导。

曹纯之问，计兆祥有没有可能已经死了？

叶某肯定地说，我清楚地记得，在我被抓之前，1949年3月间，我曾亲眼见过计兆祥带着老婆去医院检查胎位，当时我们还说了几句话。

曹纯之问，你知道计兆祥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叶某说，这个我不清楚。

调查进展到这里，各种迹象一致表明，计兆祥是极其关键，同时也极其危险的潜伏特务。曹纯之认为，要挖出这个计兆祥，还得从计采楠身上下工夫。

有侦查员说，时间紧迫，不如直接向计采楠挑明利害，令她交代问题。

曹纯之说，这样做，容易打草惊蛇，风险太大。为了保险、保险、再保险，我们得有耐心，得舍得下苦工夫。

曹纯之所说的苦功夫指的是两方面，一方面要将计采楠全天二十四小时跟牢了，另一方面要通过北京新侨这家公司继续深挖计采楠的底细。

真实的跟踪是一件苦差事。经过多日的跟踪，侦查员只发现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这个计采楠经常到北海滑冰。有一次，她在滑冰场跟一个男子交谈了一会儿。虽然两人交谈的时间很短，但从两人的形态来看，两个人的关系应该很密切。

为了掌握这名男子的情况，侦查员随后跟了上去，可是跟踪到南池子附近时，这名男子突然消失不见了。

跟丢了，意味着什么？

曹纯之认为，既然侦查员确定没有暴露，那就有一个可能，这名男子就住在南池子附近。

就在曹纯之做出这个判断时，负责在北京新侨继续摸底的冯铁雄掌握了一些新情况。计采楠跟公司里的两个男人走得很近，一个是公司职员孟广鑫，一个是公司的大股东，跟她传过绯闻的李超山。

冯铁雄发现，也可能是嗅到了什么风声，也可能是警惕性使然，有几次去天津取汇款，计采楠没有亲自去，而是让孟广鑫代劳了。更为重要的是，顺着孟广鑫朝下查，侦查员在存款单上发现了一个新名字，计旭。

这个新冒出来的计旭是谁？

关键时刻，曹纯之又做了一个大胆推测，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挖的计兆祥。

因为时间太紧迫了，有侦查员再次提出来，把孟广鑫抓了，来一个突击审查，说不定能一下挖出潜伏电台。

曹纯之计算着时间，眼看毛主席回国的日期日趋临近，也有些沉不住气了。然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在接到这个请示时，当即否定了曹纯之提出的抓捕方案。

杨奇清说，越是紧张的时刻，越要镇静。据你们掌握的线索，这个孟广鑫顶多属于外围，他只是一个被计采楠拉拢、为计采楠办小事的人。按照保密局做事的一贯风格，这种外围不会知道太多内幕。这时候贸然抓人，万一打草惊蛇，那我们的局面就被动了，甚至要酿成严重后果。

要稳赢，有时候就是戴着脚镣跳舞。

时间紧迫，几乎又没有突破口，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

曹纯之思来想去，最后决定亲自出马，去会会计采楠那个想好的，当时北京城内著名的企业家李超山。

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一天，曹纯之化身为某大公司董事长曹国强的身份，经新侨公司交际秘书冯铁雄引荐，来到了李超山家中。

这次见面，“曹董事长”带来了一笔大生意，就在两人相谈甚欢时，李超山家的电话突然响了。

或许是受到了那笔大生意的影响，接电话时，李超山丝毫没有回避什么。曹纯之仔细听着电话，没有想到，这个电话竟然是计采楠打来的，大意是让李超山给她的弟弟打电话，让他在某时某刻到北海漪澜堂。

挂断计采楠的电话，李超山又拿起电话，拨通了另一个电话，坐在李超山身边的曹纯之偷偷地记下了这个电话号码。

电话拨通后，李超山开头即称呼对方为“计旭”，接着又交代了计采楠让他转告的事情，并嘱咐他按时到场。

真是好运气！

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随后，曹纯之借故告辞，第一时间回到了公安局，命令侦查员立即监听这个电话号码，记录所有有价值的通话内容。

不久，侦查员整理出一份通话名单，并且明确了计采楠、计旭在北海漪澜堂见面的准确时间。

到了约定的时间，北海漪澜堂的服务员、保洁员早已换成了侦查员。很快，两辆小轿车开来了，几个熟悉的身影进入了漪澜堂。

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侦查员辨认出其中一个年轻男子就是计旭。再一跟踪，这个计旭就住在南池子附近。

这个计旭究竟是不是计兆祥呢？

第二天，曹纯之带着叶某和宫某守在了南池子去菜市场的必经之路上。不久，目标人物骑着自行车果然出现了。

计兆祥！

没错！就是他！

确定了计旭就是计兆祥，曹纯之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为了稳赢二字，他没有立即采取抓捕行动，而是迅速向南池子一带部署了四辆测向车，进行交叉测向。

一天之后，测向车确定了测向交点，南池子磁器库南岔7号院。这意味着受毛人凤直接掌控的神秘潜伏电台就藏在计兆祥家里。

这个姓计的特务简直猖狂！

死到临头，还敢频繁发报！

就在曹纯之对潜伏特务充满愤怒时，毛主席已经圆满完成苏联之行，计划择日回国。

曹纯之请示杨奇清，抓不抓计兆祥？

杨奇清说，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很关心这个案子，我们不妨去听听李部长的意见。

见到杨奇清、冯基平、曹纯之等人，大名鼎鼎的红色特工之王首先讲了一个新情况，就在这两天，监听部门又截获了台湾保密局发给北京潜伏电台的密电，东北有一支“技术纵队”，准备在毛主席返程时，阴谋暗杀毛主席一行。为此，台湾方面将派张大平、于冠群两名特务，去东北指导这个纵队，北京的潜伏特务负责策应。

听到这个情报，曹纯之陷入了沉思。

这时候，李克农胸有成竹地说，这个案子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不仅要打掉一个潜伏电台，而且要彻底粉碎台湾毛人凤的阴谋。中央的意见是先消灭东北的这支技术纵队，保证毛主席返程的安全，然后再正式抓捕计兆祥这一伙潜伏特务。

好一个砍头去尾！

曹纯之问，东北方面需要我们做什么？

李克农说，我们的侦查员已经前往东北，现在只需静候佳音。

1950年2月的一个深夜，一架没有任何国籍标志的飞机，越过鸭绿江，快速飞向距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不远的一座小山上空。

不久，两个特务从天而降，但刚一落地，还没来得及收起降落伞，就遭到了当场逮捕。

抓捕迅速，审讯同样迅速。这两个特务由于一落地就玩完，没进审讯室心理就已经垮掉了。据他们交代，他们名叫张大平、于冠群，受毛人凤派遣空降东北，此行任务是与东北技术纵队马奈司令见面，他两人作为特派员会给马奈等人颁发委任状，督促他们尽快执行炸毁毛泽东专列的计划。

侦查员问，你们见面的时间，地点？

两个特务说，后天上午8时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见面。

事不宜迟，从北京来的两名老侦查员成润之、沈继宗随即假扮成张大平、于冠群，住进哈尔滨松花江饭店，准备和那个所谓的马奈司令周旋。

到了约定的8点钟，马奈的副官果然敲响了房门。

周旋开始后，老侦查员成润之唱主角，他先是拿出特派员的派头讲了一通国民党蛊惑人心的套话，接着话锋一转，便询问起具体的暗杀计划。

马奈说，东北技术纵队选定了三个行动地点，一个在满洲，一个在哈尔滨，一个在长春。特派员放心，我们手里有响货（炸药），这两天就会在预定地点埋好。

成润之听了，满意地拍了拍马奈的肩膀，然后郑重地说，现在我正式代表毛局长，委任你为国民党东三省救国军总司令。现在你需要将东北技术纵队的全员材料交给我，以便行动前颁发委任状，给予重赏。

听到这个要求，马奈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还是落入了圈套。

拿到东北技术纵队成员联络副本，成润之立即请求满洲里、哈尔滨、长春三地公安人员配合，三地公安联合行动，一夜之间，成功地将东北技术纵队170名特务全部抓获。

东北特务全部落网的电报传到北京后，抓捕计兆祥的行动随即展开。

行动前，李克农特意给曹纯之打电话说：“搜到电台后，给我来个电话，我届时会到现场去看一看。”

此次抓捕，毫无悬念，更无意外。侦查员先在计兆祥的枕头边发现了一个密码本，又在计兆祥家的沙发里发现了一把已经上膛的手枪，那部神秘的万能电台，计兆祥虽然藏得巧妙，但最终还是被侦查员从墙壁夹层中搜了出来。

计兆祥万能潜伏电台案全部告破后，不久毛主席平安返回北京。就在毛主席平安返回的第二天，李克农提出要给台湾毛人凤一些警告，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经典一幕，令人拍案叫绝。

计兆祥万能电台给台湾毛人凤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如下：

毛匪人凤，尔等逃往台湾，逍遥法外，国内潜伏特务被尔欺骗利用，从事间谍破坏，危害国家、民族，吾等昨日为人民公安局捕获。一切间谍行为一一坦白，愿接受人民法律的制裁，希尔等立即停止危害国家、人民之特务罪行，否则定蹈计旭覆辙，前车之鉴，望尔等三思。

人民罪犯计旭

1950年6月2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法处审理，“万能潜伏电台案”主犯计兆祥被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他十余名涉案人员亦遭到正义的审判，法律的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