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蒋友柏的人生履历说起来并不复杂，一切都有迹可循，平常人家不知还有几户能记得自己祖父的名字，但蒋友柏是能够在历史课本上寻找到自己曾祖父和祖父的名字的。

或许他出生时的哭声与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但这个世界给出的回音确实不尽相同的，为此所需要交付的代价是，他生命的每一瞬间会被记录和放大在世人的眼前。

蒋友柏身上最大的标签是“蒋家第四代”，他的家族，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曾与中国近代的历史和政治紧密相关。

但蒋友柏却走上了一条远离政治的道路。不必走前人的路，这样的反叛能让他感受到幸福吗蒋家男孩名字？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极为显赫的蒋家第四代，蒋友柏从小就认为自己能够当“总统”，不只是他这么想，绝大多数人也都是理所当然这么认为的。

即便在蒋友柏出生前一年，他的曾祖父蒋介石就去世了，但蒋家当时依旧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他的祖父蒋经国继任，如果历史是按照这样的规律发展的话，那之后可能就会是蒋友柏的父亲蒋孝勇、蒋友柏、蒋友柏的儿子……

蒋友柏把他的离开台湾前的青少年时期形容为“手上有一把大刀，随意砍”，是活在云端的那种人，他上课带保镖，在校园里极度的张扬，考试后老师会优先帮他改试卷。

12岁之前的蒋友柏不用想什么、也不用做什么，未来是一条清晰可见的康庄大道，从他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秒就注定好。

他只需要顺着父辈铺好的路往前走，就能获得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生，他把这形容为阿拉丁神灯。

心想事成对于别人是个美好的愿望，但对于他12岁前拥有着阿拉丁神灯的蒋友柏来说，是种常态。

物质上的优越还是单薄，更令蒋友柏可以放肆地目中无人，是历史和政治——普通人想都不敢奢想的，只有蒋友柏可以翻开历史课本，轻松的说那些名字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历史，而是生活，“对我来讲，蒋家男孩名字你所讲的议题都不是一个政治议题，蒋家男孩名字你所讲的议题都是一个家事”。

历史与政治，都只是家事，古往今来能这样猖狂说话的人屈指可数，并且，他说的都是事实。

“在我十二岁以前，我真享受过‘政治贵族’的待遇。我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虚晃的梦，或者蒋家男孩名字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海市蜃楼，小时候我真的就像是拥有一个阿拉丁神灯似的，心想事成，要什么有什么，所有我拥有的东西都是大精灵送来给我的；所有我的遭遇以及我走过的路都好像是事先被安排好的。直到有一天（从台湾飞到Montreal的那一天），有人把我手里的神灯拿走，大精灵不再出现，我好像一下子被丢到一个看不到边界的沙漠里，东西一下子都不见了。”

1984年波诡云谲的江南案发生后，蒋孝武被指涉案，其政治生涯被宣布破产，蒋经国不得不宣布蒋家人不继承“总统”，蒋家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独裁告终。

1988年，蒋经国去世；一年后，蒋孝勇带全家移居加拿大，12岁的蒋友柏离开了这片他曾经无法无天的土地。

仅仅一个江南案就能在历史书中写上几页，但在蒋友柏的记忆里，这段关乎历史和政治、关乎他家族及本人命运的重要回忆，却不过是简单的几个字：“就是晚上被通知，后来就走了，我爸他就进房间说我们要去加拿大，然后就走了”。

厨师、司机、保镖……这些蒋友柏曾经的必要装备，如今都没有带上飞机，就他们一家人，离开了不是故土的故土。

蒋友柏说去加拿大的时候，他父亲蒋孝勇是缺乏准备的，那么对于只是被通知的蒋友柏来说，那更是一个令他难以适应的陌生世界。

语言、文字、文化全然不同，他曾经拥有的特权、优待骤然消失，一段时间里，他始终怀疑这是不是自己做的一个梦。

于是非常盼望班上能来一个台湾小朋友，以为台湾小朋友来了，那些他曾经拥有的一切就都会回来，又回到云端生活的日子。

等啊等，班上终于来了一个会说中文的小孩，但这并没有解除蒋友柏的孤独，也没有让他重回云端，那个小孩从大陆来。

在他口中，蒋友柏、蒋友柏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是“蒋匪”，而在蒋友柏的口中，这个说着同一种语言的小朋友也是匪。

以为说着同样的话就能成为同伴，没想到由于互相挑战着彼此从小到大建构的所有认知，两个人几乎闹到要动手的地步。

“谁跟你讲未来怎么样，都是骗你的。”

父亲蒋孝勇过世后，蒋友柏回到念书的纽约，“纽约是一个很好玩的城市，它有最好和最坏的东西”。

蒋友柏在纽约的交际圈是那些民国风云人物的第二代、第三代，他本以为自己比那些人优越，毕竟他是蒋家人，至少是和那些人一样的。

但渐渐他就发现今时已不同于往日，那些在纽约的二代、三代拥有豪宅、豪车，吃着美味珍馐，他们拥有着父辈铺好的康庄大道，而蒋友柏除了这个所谓的出身，什么都没有。

要命的是，他也曾经有过被规划好的权贵人生，但在他12岁后就消失了，更要命的是，别人都以为那盏神灯还在蒋友柏的手里紧紧攥着。

他感到了愤怒，于是想“做什么来再次爬到那个位置”，开始拼命的赚钱。世界并没有那么容易闯，因为在纽约没有任何选择，蒋友柏又回到了台北。

总以为回到台湾能继续过那种云端的日子，可人回来了，一切却全变了，曾经呼风唤雨的蒋家除了一个空名头再无其他。

“在你没有成功之前，没有人会理你”，所有人都抱着看笑话的心态去看蒋友柏。

相比于蒋家钻营了几十年的政治，他们认为设计是个“不上台面的东西”，而蒋友柏所想的事正是“想找一个人家不屑的行业把它做起来”。

一切当然不可能重回拥有阿拉丁神灯的日子，最窘迫的一次，是过年期间员工卷款落跑，整个五十多人的公司只剩下八百块台币，蒋友柏发不出红包，于是年后只剩下25个员工。

蒋友柏如今的身份被称为创意设计者，他的设计公司已经经营了近二十年，不只是在台湾，在老家奉化也成立了公司。

蒋友柏与奉化合作设计一个文化园时曾有过这样的感叹：“它不止是民国，不止是蒋氏，它应该有一个自己的身份，它好像还没有找到自己是谁，所以我希望帮他们找到自己是谁。部分也是想要找到自己。”

所以，其实不是阿拉丁神灯被任何人拿走了，而是命运收回了那盏神灯，让他去寻找真正的自己。

“我看过为人民服务的状态，我看过成功的商人状态，都看过，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幸福的状态”。

2018年，因蒋友柏与女助理的亲密举动被周刊拍到，他与育有两名子女的妻子维持了十五年的、在外人眼中如童话般的婚姻发生了地震，曾经的山盟海誓诸如“婚前全部是错误，婚后才是唯一”等变成了讽刺的笑话。

2019年两人离婚后蒋友柏称，自己从未感到过幸福，将妻子十五年来的辛苦付出全都化为乌有。

因为特殊的家庭背景和经历，蒋友柏对他人其实是缺乏信任感的，他只相信他自己，追求妻子时他表现出的种种殷勤和付出，不过是一种征服欲的释放，是一个体现他自我价值的手段。

而妻子始终对于他来说也是别人，妻子婚后操持家务的辛苦于他来说太轻，创造不了更多的价值，而女助理可以同他一起打拼事业。

所以并不是幸福的状态没有存在过，而是在蒋友柏生活的世界里，感情这一课他只学到过挥霍，而没有珍惜。

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感情又廉价、又奢侈，远不如事业可靠，但他的所作所为辜负了一个女人的青春年华，他并不能理解这一点。

“因为我从小就体验过什么叫成功、成功后面有什么，然后成功被人家批会是怎么样，所以我很多点都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停掉了，再去弥补一些可能以前做错的东西，但是又不愿意放弃成功所带来的享受，这个时候就会不幸福，我都是在这个状况中轮回。”

蒋友柏认为自己是由于过早地体会了人世的悲欢离合，和不断在弥补幼时家庭变故带来的创伤，因而缺少幸福感，实际上他缺乏的是感知幸福的能力，总想去弥补过往的过失而忽视了当下所发生的事。

这是一种宿命式的记忆，蒋家曾是那样的煊赫繁荣，但那已经成为了过去，回到过去这四个字对于他们而言，有着极大的魔力和吸引力，即便他们不愿意承认。

他曾祖父蒋中正的晚年时光，依旧在不切实际地想着有机会能重回大陆，重返巅峰；蒋友柏的设计绝大多数的都是返回到传统的中华文化当中。

他自己也说来到内地、回祖籍做设计是一种“找回原点”，便是印证了这一点，至少蒋家到蒋友柏这一代，依然无法彻底的放下“过去”这两个字的魅力，即便蒋友柏已经如此努力地反叛了。

蒋友柏的父亲蒋孝勇曾说，就是因为觉得在台湾离近代史太近才搬走，希望能让蒋友柏与那些东西做一个切割。

显然并没有做到，而在蒋友柏眼里，他也只认为那是父亲的一种说辞，不过是父亲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说辞。

毕竟“蒋家第四代”这个身份依然给他带来了许多痛苦，对于蒋氏的身份他只能接和受，接住它所带来的享受、磨难、机遇、挑战，忍受和承受这个身份背后的责任、压力和孤独。

每每这样的时刻，他就想回到了要搬家离台的十二岁，他只有被通知的份，而没有人会问他愿不愿意。

他没有选择的机会和权力，但他想：“到我这一代就结束了，因为我会让它结束，这是我可以控制的”，他要做那个按下停止键的人。

“我甚至有好几次，买了一杯外带咖啡，一个人坐在中正纪念堂的阶梯上冥想。想着我和我的曾祖父、祖父对话，他们会想跟我讲什么，我的小孩和将来的孙子，他们又如何看待这两位曾经当过‘总统’的祖先们。”

大江东去，时代已经不同了，困扰蒋友柏几十年的自我与身份问题，几乎不再有可能会继续困扰着他的后代。

至少他的后代并不会像他一样，从小就认为自己要当“总统”，但蒋友柏对此依然很执着，这似乎更像是蒋友柏自身的一个疑问。

他的反叛到底是对还是错蒋家男孩名字？这个反叛的结果到底是来源于他自身努力，还是时代的潮流？他自己究竟是谁呢？

当主持人问蒋友柏，这种人生会特别累么，他玩笑式的回答是：“还没活完，活完告诉你”。

从“总统继承人”到移居加拿大，从父亲去世回纽约到以设计师的身份返回中国台湾、内地，每一次辗转，就要面对一次的一无所有。

蒋友柏的人生经历了数次的拥有、失去、再拥有、再失去的过程，所以不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他依然随时做好准备要去面对失去的后果，和要去靠自己的努力重新拥有。

因为他希望，在下一次失去的时候，自己可以全副武装，不必再回到十二岁，回到那个一无所知就被通知离开曾经所拥有的一切的男孩，那样的人生太狼狈了。

为了不那么狼狈，他拼力去反叛，走上一条与祖辈父辈完全不同的路，可他依然在说自己不幸福、很痛苦。

不过，蒋友柏的追求似乎也并不是幸福，他曾写：“台湾流行小确幸（小小确定的幸福），而我很讨厌小确幸。我喜欢的是大大不确定的梦想”。

文/史海观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