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骏眉茶

只用了几年的时间，红茶“金骏眉”从问世到问鼎，这是一个奇迹。

而更为奇迹的是，曾经专供外销的正山小种红茶，因“金骏眉”效应而成功撬开了内销的大门，两年前还在专心致志销售岩茶的武夷山人，不约而同地在自己“大红袍”、“老枞水仙”和“肉桂”的招牌上，恭恭敬敬地添上“金骏眉”和“正山小种”的名号 —有着近500年历史的武夷红茶，却因为一新成员的加入才享受到一份迟到的尊崇，它该喜极而泣呢？还是该五味杂陈？

“金骏眉”是一种怎样的红茶？是什么样的力量催生并催熟了它？一种商品，如何附着了如许的江湖恩怨与人性纠结？

这真不是一句简单的“从前”就能开始的轻松陈述。

一

“就像喝了蜜一样”，北京人阎翼峰这样形容喝第一泡“金骏眉”时的感受—这更应该是一种描述，因为他接着补充说，“我说的蜜可不是那些个超市能买到的蜜，而是武夷山特有的冬蜜，这种蜜不仅不太甜，甚至还有那么一丝苦味儿，但香啊！是那种沁人的花香与果香……”

阎翼峰是“金骏眉”的首倡者之一， 按他自己的说法， 他更是“骏眉”茶的命名者。

我和阎翼峰初次见面的地方有点奇怪，感觉是在一棵树上，实际是武夷山市一家餐厅的一间孤悬的包厢，当地人称之为“炮楼”，阎翼峰走进“炮楼”时，桌上的餐具哐琅琅一片山响，席间喝酒的人不多，阎翼峰叫了两瓶二两装的“武夷王”，自斟自饮。

能在武夷山邂逅阎翼峰，于我简直就是一种幸运。

听说是来写“金骏眉”的故事的，阎翼峰拍着我的肩说：“能说得清楚‘金骏眉’故事的，只有5个人：我、张孟江、马宝山，我们仨都是北京的，当年就是我们仨撺掇着要弄‘金骏眉’—那会儿还没这个名儿，我们只是说要用正山的芽头来做一种好茶—江元勋， 正山茶业的老板， 2005年就是在他的厂里制作出第一泡‘金骏眉’；梁骏德，当年江元勋茶厂的制茶师傅，第一泡‘金骏眉’就是他制作出来的。”

后来，江元勋说阎翼峰的名单中漏了一个人的名字，叫孙连泉，也是北京人。

江元勋回忆说：“2006年，也就是‘金骏眉’问世后的第二年，我们厂总共制作了137斤‘金骏眉’， 孙连泉一个人就买走了八十多斤，全送到北京去了……孙连泉是北京茶王，如果没有他，‘金骏眉’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红火。”

这6个人之间的关系现在比较纠结。

阎翼峰和江元勋的叙述都证实，几位北京人中， 张孟江是领头的， 2006年， 据说是北大毕业的张孟江撰写了一份228字的《骏眉令》，将“金骏眉”制作的理、性、术做了一简明扼要的阐述。我抄了一份：

骏眉令

之理：金银铜，明雨夏；三三见九， 九九归一；天赐骏眉落武夷，茶神嗅品不离去。

之性：清明，一芽，金骏眉，金骏眉冰，金骏眉饼；谷雨，一芽，银骏眉，银骏眉冰，银骏眉饼；立夏，一芽，铜骏眉，铜骏眉冰，铜骏眉饼。

之术：其一，半阴半阳晾芽青；其二，轻推重拉揉捻坨；其三，坨盖湿布酵七成；其四， 低温无烟慢烘焙。天地人合和眉成。三工完，袋封冰之不化，眉冰成，力压型模复焙之，眉饼成。兮，神业也。

佚士茶人、翼峰、宝山兴悟

乙酉年二春

这份后来被视为文献性的《骏眉令》最后的署名，却没有江元勋所坚持的孙连泉，只有张孟江(佚士茶人)、阎翼峰和马宝山，三人的署名还分别盖有私印。

2008年4月，梁骏德离开了江元勋的正山茶业，据其自述是“受不了那个气”，回家第二天，就和他的两个儿子张罗着办自己的茶厂，现在他是桐木骏德茶厂的总经理。江元勋至今还记得老梁离开的日子是“2008年4月17日”，却不记得第一泡“金骏眉”是哪天制作出来的，当我问他是不是2005年6月21日时，他马上就问：这是阎翼峰和老梁他们说的吧？面带讥讽。

有一天，阎翼峰和梁骏德就“第一泡‘金骏眉’制作时孙连泉在不在场” 这一问题产生了回忆上的出入，一个说：不在。另一个说：在吧，不然第二年他怎么会跑来抢茶呢？那位就很肯定地说：当时不在，那年的下半年跟着来了一趟，于是第二年一开春就自个儿先跑来了。

这段对话中的“抢茶”细节，后来得到了江元勋的证实：

“2006年4月12日，孙连泉到了我们厂，我们是4月8日开始采茶的……后来等张孟江赶来时，那年制作的绝大部分‘金骏眉’已经被孙总买走了，这让他们很恼火。孙总是个通天的人，买卖做得很大，和王石是朋友……他后来把‘金骏眉’送到了北京的上层，把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大姐请到了我们正山茶业，梁骏德家里挂着的和邓林大姐的合影，都是他从我这里拷过去的……”

其实，在梁骏德的家里和江元勋的厂里，不仅挂着和邓林的合影，还有他们分别与张天福、骆少君的合影，这两位是目前茶叶界的泰斗级人物。

根据双方的陈述，我大致做了个梳理：

村正山茶业江元勋手下一位叫梁骏德的制茶师傅，以当天下午刚刚从山上采摘的两斤半芽头茶青为原料，制作出了半斤左右的红茶，这种没有完全按照正山小种红茶传统的制作工艺来制作的新品种，被随后命名为“骏眉”—“眉”字好理解， 应该是形容茶叶的形状；至于“骏”字， 阎翼峰说是因为制茶师傅名字中有此一字， 故命名之，而江元勋不同意这种说法，坚持该字典出 “崇山峻岭” 和“状如海马”，但同时也承认，第一泡“金骏眉”的确是梁骏德师傅做的。

阎翼峰同时算出，一斤“金骏眉”含48000个芽头。

按照《骏眉令》的说法，用清明采的茶青做的骏眉是金骏眉，谷雨采的茶青做的骏眉是银骏眉，立夏采的茶青做的骏眉是铜骏眉—现在市面上很少有“铜骏眉”的身影，梁骏德说：前面有金有银， 铜就卖不上价格了， 我们给它改了一个名字，叫“小赤甘”— 而江元勋坚持2005年第一泡茶做出来时，就把这茶命名为“金骏眉”。

这几位北京人不仅是“金骏眉”的首倡和命名者，更是这种茶最主要的市场推手，5年不到的时间，他们让这种红茶成为当下中国最红的茶。

二

梁骏德站在高坡上，眉头紧锁。砍毛竹的师傅不讲究，滑竹道还没架设好就轰隆隆地把毛竹往山下拉，“这也太危险了，打到人、毁了屋怎么办？”更加糟糕的是，下山的毛竹途经一片片茶山，好几株正在开花的茶树显然被锋利的毛竹给伤了，一片狼藉……这是梁骏德最不愿看到的一幕。

每年10月，桐木村家家户户都开始请江西来的师傅砍自家竹山上的毛竹。

梁骏德的大儿子梁天梦告诉我，在正山小种还没有打开内销市场之前，毛竹是桐木村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我们都有自己的茶山和竹山”，梁天梦说，今年他家—他强调说是他和他老婆、孩子一家—仅毛竹一项就有三万多的收益，“这在以前是一笔很大的钱了”，梁天梦说这话时，他新买的那辆“现代”SUV正在不远处安静地趴着，充沛的秋阳水洗一样让那辆车的“香槟金”熠熠生辉。

梁天梦现在的身份是桐木骏德茶厂的副总经理，他把我往他家对面的高坡上引，我们要找一个能俯瞰整个江墩的位置。

江墩是桐木的一个自然村，它和距其不远的另一个自然村庙湾，共同组成了正山小种的原产地和中心产区。进桐木之前，阎翼峰告诉我，梁骏德家所在的江墩是一千“莲花出水”的风水宝地，“你一定要爬到高处俯瞰江墩，你会看到周边群山簇簇，就像莲花瓣儿，梁骏德他们家就在那莲花芯儿处……屋后一条清水萦绕，那是桐木溪。”

我笑阎翼峰：“你把老梁家给神话了。”

如果说老梁家所在的江墩是莲花芯儿的话，桐木就可以被形容成一朵莲花，整个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是莲花处处开——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武夷山容易被“福建化”，这座实际横亘在闽赣交界处、绵延500余公里的东南屏障，其实是两省共享的神仙府邸，甚至就区域面积而言，江西所辖比福建的还更大一点……“非常遗憾，江西愚蠢地弃武夷山概念于不顾”，常人在了解了这一实情之后喜欢下类似的结论，他们不知道，造成这一局面的真正原因，并非人文，而是地理。

武夷山位于北纬27˚33′—27˚54′、东经117˚27′—117˚51′之间，山脉走势由西南向东北，其最高峰为黄冈峰，海拔2158米，是中国东南地区的最高峰，有“华东屋脊”的称号，与山北绵延一体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陆板块，而山南则斜倚着俯瞰东海与南海，在中国版图上一片碧绿中突兀起的这抹浅棕，卓有成效地把每年冬天由西伯利亚吹来的冷空气阻隔在北坡江西一侧，而每年夏天，在大平洋洋面上生成的台风，却把充沛的雨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山南福建一侧。

福建武夷山占尽天时与地利，由是人和。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桐木其实距江西界只有区区7公里，但走完这7公里，由桐木关进入江西，你就会发现那里不仅植被单一，而且人烟稀少……户籍上隶属福建的桐木人，说的全都是赣地方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声称自己的祖先从江西而来，梁骏德家里收藏的一套族谱，清楚地记录着他的祖先在五百多年前从武夷山的余脉、江西龙虎山下的贵溪迁居江墩。

梁骏德本是江姓子弟，由于爷爷入赘梁家而随了祖母的姓氏，算起来，他和庙湾的江元勋应该是同宗兄弟。那天在正山茶业我采访江元勋时，江还特别说明，梁骏德的亲兄弟至今还在他的厂里工作——遥想当年，他们共同的祖先来到桐木时，肯定是被隔山两重天的景观所吸引，既能享天地之福，又可解思乡之苦，所以把根扎这儿了。

车过皮坑，梁天梦告诉我们，进入桐木地界了。由星村到桐木的809县道被今年6月的一场山洪所毁，已是深秋10月了，依然还褴褛模样，好在沿途的景色宜人且诱人，摄影师频频要求停车拍摄，山高谷深，石白水清……

资料上说，桐木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6•3%，“据调查统计，区内森林植被类型主要有常绿阔叶林、针阔叶过渡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针叶林、中山矮曲林、中山草甸等11种，有低等植物840种，高等植物267科1028属2466种，其中列入《中国植物红皮书》具有较高科研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珍稀濒危、渐危植物及属中国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共104种。(何建源主编，《武夷山研究•自然资源卷》)

植被丰富，自然野物就多。

我们下榻的地方叫黄冈山庄，早上起床，一群猴子已经在窗外翻腾奔越，它们扼守着桐木溪上的石桥要吃要喝；那天从庙湾回住处已是深夜，车外突然闪过一对灯泡似的眼睛，司机是当地人，见怪不怪，告诉我们那仅仅是一只出来觅食的果子狸；摄影师正对一潭被山色氤氲的碧水狂摁快门，身边草窠里却突然飞出一只长尾雉，吓了他一大跳……阎翼峰告诉我们，在桐木的挂墩村，有一种十分珍稀的蝴蝶，世界上只有两只这种蝴蝶完整的标本，一只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另一只在福建博物馆里。这种蝴蝶的标本之所以难得完整，是因为它生性刚烈，一旦被网扑住，就立刻把自己的一对漂亮蝶翼给扑腾碎掉。

如此生态，为桐木出产好茶做足了铺垫。

首先，桐木的茶园不需要喷洒农药，因为生物链完整，各种害虫的天敌很多；其次，它也没法用化肥，因为桐木的茶园都是散落的，四千多亩茶园均分布在海拔700—1200米左右的山体下部或峡谷地带，或在崖畔，或在涧底，绝大部分呈野生状；最后，桐木的茶树和其他植被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近兰则芳馨，近竹则清冽……据说这点是桐木以外的茶叶无法复制的，在其四百多年的历史中，正山小种因此一直都散发着一种迷人的独特清香。

所谓“正山”，特指武夷桐木，桐木以外，盖称“外山”。

三

江元勋说过一段往事，2006年，他把当年做好的“金骏眉”送到他的老师张天福先生家请他品尝时，张天福用一种责备的口吻问他：这样的茶你准备做给谁喝呀？无独有偶，阎翼峰也提到有一次张孟江对他说：你就折腾吧！总有一天你会自己也喝不起这茶的。张天福的设问现在有了答案：喝“金骏眉”的人非富即贵，喝的人不买，买的人不喝。张孟江的预言也兑了现，阎翼峰说：我真的喝不起这茶了。

“48000个芽头，得从散落在各处的茶树上一颗颗采下来，的确有些变态，这么一想‘金骏眉’多少钱一斤都是不贵的。”

据说今年“金骏眉”的茶青最高卖到了每斤900元，5斤芽头才能做1斤“金骏眉”，仅原料一项，每斤“金骏眉”就已接近5000元。阎翼峰说一故事：桐木有一老汉，清清白白了几十年，某天早上，爬起来把邻居家茶园里的芽头给摘了……这事惊动了警方，老汉被请进了派出所，警察看那老汉年事已高，又是初犯，把他给放了，没想到这老汉从派出所回来后把自己反锁在屋里，7天不肯出门见人，说臊得不行。阎翼峰说：如果那老汉真没走出那屋，我就要写一篇文章，叫《带血的“金骏眉”》。

当类似的人性纠结，就像春天里茶树的芽头一样一颗一颗在桐木村冒出时，阎翼峰们会不会有一种打开“潘朵拉魔盒”的感觉呢？

“金骏眉”甫一问世，就出现“抢茶”这样的江湖恩怨，在其走红市场之后，类似的伎俩更是推波助澜，每年春茶开山，很多经销商就带着现金涌进桐木，他们直接找到茶农的家里，全程跟踪每一泡“金骏眉”的采摘与制作过程，如此一来，茶青的价格被竞价哄抬，阴差阳错地让茶农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更不讲究的做法，则是直接从外地采购茶青，或干脆在外地加工“金骏眉”，最后悄悄地运回桐木村精选、打堆、包装上市。

在桐木，我们邂逅了一位叫张金华的福州茶商。

张金华是骏德茶厂的福州总经销，有一天，他的店里来了位推销商，声称手里有“真正的‘金骏眉’”，张金华就叫来人把茶叶拿出来冲一泡，“我一喝，有一股老梁的味道，就对他说：这茶不是你自己做的……他后来承认，他的确是从老梁家拿的货，然后换了自己家的包装。”张金华告诉我们，同样的茶青，不同的师傅制作会产生不同的味道。

后来我们在正山茶业采访时，该厂的茶艺师特意将梁骏德制作的“金骏眉”、外山“金骏眉”和他们出品的“金骏眉”同时冲泡，让我们分别品尝…… 彼此差异，就连我们这样的外行也能品出，至于孰优孰劣， 一干“饮驴”却是“萝卜青菜， 各有所爱”， 枉费了“正山堂”茶艺师的一番心机。

我后来对那位茶艺师聊心得：“金骏眉”有工艺、 有市场、有文化，却没有标准。

梁骏德有次说故事：有一客户带了泡“金骏眉”来他家，说“我这个才是真正的‘金骏眉’”，老梁问他为什么这样肯定，那人说：“我这个是金黄色的，真正的‘金骏眉’就应该是这样的。”老梁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同时冲泡两包不同的“金骏眉”，结果如何呢？那人最后说：“别泡了，我的是假的。”老梁说：“不能说是假的，因为都是茶叶的芽头做的嘛！只是你那是外山的，我这是正山的。”

梁骏德的故事，证实了我的那点心得。

据说张孟江当年撰写《骏眉令》的初衷，就是防止“金骏眉”的制作工艺被少数人所垄断，他把《骏眉令》复印了16份，分发给了桐木的16家茶农。他没有料到的是，自己的这一善举，会成为日后“金骏眉”乱象的隐患。

2009年，张孟江写了一篇博客，曰：地有其运，水土有情。数百载前，夷出茶王“小种”之品，因商邪、外山充滥等因而灭。其真品的小叶种茶数已廖无几棵，现荒生于麻粟山坳之中。乙酉年，天地人和合，夷又出“金骏眉”等茶中王者。仅4个年头，“金骏眉”又遭史运。良知者疾呼：“……金骏眉毁了”。莫急，莫慌，莫叹。惜不如今，有史为鉴， 夷茶商、茶农中必有“岩上采，岩厂做，岩内卖”之正本者。所做真品，其夷茶之岩韵，异地仿品，难以替代。

据说业内关于“金骏眉”争论的焦点，目前集中在“它究竟是正山小种红茶的一种，还是一种新的制作工艺”—如果说是前者，那就意味着它是武夷山保护区内特有的地理标志产品，外山所产皆为假冒；如果是后者，仅仅是一种新的制作工艺，那就意味着不具有原产地保护的特征， 可以有正山“金骏眉”，也可以有外山“金骏眉”。

从张孟江的那段文字看，“金骏眉”应该属前者，是特定的地理条件下出品的最顶级的正山小种。

阎翼峰现在喜欢说：我看着去桐木的路由土路铺上柏油，我看着桐木的房子一栋栋由板壁房变成小洋楼，我看着桐木人由骑摩托改开汽车……他似乎想通过类似的罗列来寻找某种平衡。其实，这样的社会变迁显然更容易为主流话语所接受，《福建日报》的一则通讯就报道说：“金骏眉”这一高端红茶的横空出世，不仅彻底改变了桐木村，也彻底改变了正山小种在国人心中的地位，在这种红茶销量逐年攀升、价格逐年上涨的同时，“茶农几乎家家户户都购置了小汽车”。

这则报道透露，2009年正山小种原产区种植面积已扩大到近万亩，产值逾两亿元。

如果这一披露是真实的，那就意味着在“金骏眉”问世之后，在逐利大道上走得风生水起的桐木人，开始学着外山人的做法，把原来零零星星的茶园规模化和人工化，“金骏眉”所宣扬的高山野茶品质将因此大打折扣。

四

声称已经喝不起“金骏眉”的阎翼峰现在改喝“金小种”—据说1斤 “金小种” 是从100斤正山小种里精选出来的，名副其实的“百里挑一”—这位北京爷们有把高沫喝成毛尖的范儿，想起他说的“水芽”的传说，你会觉得他已经很低调了。

阎翼峰说：“金骏眉”一水的芽头你觉得变态吧？还有更变态的呢！当年有皇帝老儿专喝那水芽做成的“龙团”，什么叫“水芽”？就是把头春里刚冒出的芽头采下，放在清泉里泡着，等那芽头的两片嫩叶被泉水泡开了，就把最里面的芯儿给取出来，这就是“水芽”，传说当年整个武夷山地区一年只产15侉这样的“水芽龙团”，一侉就这么点大—阎翼峰大拇指和食指一碰—中间有一孔，皇帝老儿就把那15侉“水芽龙团”用锦绳给串着，吊在腰间，遇到宠臣，皇帝一高兴：来，赏一侉！这就跟得了块封地一样……

阎翼峰说得活灵活现，“金骏眉”可算找着典出了。

说起来，“金骏眉”的前世正山小种红茶在武夷山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但这种茶直到几年前还寂寂无名。国人品茗， 首推绿茶，次为半发酵的乌龙，全发酵的红茶，在很多喝茶的人嘴里，那是海外蛮夷的行径。历史记载也是如此，正山小种被记录在册，全与海外贸易有关。

据说这种茶的发明极具戏剧性。

明末某年，正值采茶季节，一支从北方杀将过来的军队到了桐木村，茶农们纷纷弃家躲避兵祸，这帮鞑子就地扎营，居然将刚采下来的茶青铺在身下睡觉。这支队伍走了之后，茶农们回到家里，发现那些茶青已经开始发酵了，再要把它做成绿茶已经不可能了，情急之下，有人把茶叶揉捻后，用松柴架火烘焙，这样制作出来的茶叶乌黑油润，茶汤却呈玛瑙红，喝之一股烟熏味儿，喝惯了绿茶的武夷山人不愿饮用这怪异的红茶，把它挑到距桐木45公里的星村镇贱卖。当时的星村镇已经是东南最著名的茶叶集散地，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茶商们聚会于此，桐木的这批色黑汤红的处理品很快就有了买家。第二年，桐木人发现，头年收购他们处理品的那位买家又来了，不仅来了，而且抛出较上一年高出两、三倍的价格订购去年那样的红茶。

从那以后， 武夷红茶(即正山小种)一直走外贸路线， 绵延至今。

有史学家考证，武夷红茶出现的时间，应该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这段时期，因为当时葡萄牙人和尾随而至的荷兰人驾船航行到了中国，只有这时才有可能发生海外贸易。《中国茶经》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1601年，荷兰商船首航中国；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把少量的茶叶运回欧洲之后，茶叶的饮用很快在欧洲风靡起来，中国茶很快成为西方与中国贸易最大宗的商品。

正山小种的发轫时间，因此被锁定在1601—1610年之间。

1650年以前，欧洲的茶叶贸易完全被荷兰人垄断。1644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贸易办事处，开始与荷兰人在茶叶贸易上发生摩擦，经过两次英荷战争，战胜国英国逐渐取代荷兰，成为茶叶贸易中新的垄断者。1669年，英国政府规定茶叶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专营。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5年后，抵达中国海域的英国商船，停泊的第一个港口就是毗邻武夷山的厦门港，从此，英国人开始由厦门直接收购武夷红茶。

在英国，早期是以“CHA”来称呼茶，但自从厦门进口茶叶后，即依厦门语音称茶为“TEA”，称最好的红茶为“BOHEA-TEA”，“BOHEA”即武夷的谐音， 在英国的《茶叶字典》中， 武夷(BOHEA)条的注释为：“武夷(BOHEA)，中国福建省武夷(WU-I)山所产的茶，经常用于最好的中国红茶 (CHINA BLACK TEA)”—阎翼峰告诉我，武夷山的茶路其实有两条，一条为海运，荷兰、英国人为之；另一条为陆运，晋商为之，电视剧《乔家大院》里主人公开通的从武夷山到俄国恰克图的“万里茶路”，反映的就是这一史实。

“走海运的茶就叫TEA，走陆路的茶就叫CHA。”

正山小种这段辉煌的历史持续了二百多年，19世纪末，武夷红茶遭遇到了来自印度和锡兰的红茶的冲击，英国人逐渐掐断中国红茶的海外贸易线路， 有意扶持自己的殖民地。 正山小种的生产与销售，由此进入一段漫长的黑暗隧道。尤其糟糕的是，在外贸路径不畅的情况下，武夷红茶在内销市场上也长期受到冷遇。江元勋和梁德骏都曾回忆到，10年前桐木茶厂在开拓内销市场时的不堪。

“最惨的时候，桐木的茶青只卖0.8元/斤。”

江元勋认为，“金骏眉”的诞生，是正山小种打开国内市场的分水岭。 这种只用了5年的时间就由问世到问鼎的红茶新贵， 走的是“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的销售路线，由上层社会热捧，到市场的广泛追捧，由高端产品“金骏眉”一个点，带动正山小种一个面。

武夷红茶今天在中国上演的这一幕，其实和它四百多年前在英国走的路径一致，那时候，领饮用武夷红茶风气之先的是一位葡萄牙公主，她在嫁入英国皇室的婚礼上频频举杯，其杯中的玛瑙红液体让法国皇后垂涎不已，竟至于派出贴身侍卫去盗取这一神秘饮品，这一丑闻，直接引爆了武夷红茶在欧洲市场的热销。

附录

红茶传奇

18世纪茶叶贸易的发展使白银源源流入中国，在早期的中英贸易中，英国需要越来越多的茶，却无适合中国需要的产品来交换，只得把大量的白银运来中国购买茶叶。

撰文:邹新球 图片：fotoe、CFP

一

武夷正山小种1610年由荷兰人传至欧洲时是当作一种东方珍奇的物产传入的，相当一段时间并不流行，只是供宫廷、贵族、商人等上流社会享用。由于价格昂贵异常，不是一般民众享用得起。17世纪有记载：“伦敦市中，茶值每磅需银100元。”1657年，英国最早的茶商托马斯.卡洛韦出售的茶叶，每磅售价6—10英镑。而当时英国一个普通工人每天仅赚4便士(1英镑为20先令，240便士)，因此有“掷三银块饮茶一盅”之说。

《清代通史》记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这一年清政府第一次解除海禁)，东印度公司通知英商云：现时茶已通行，望每年购上好新茶五六箱运来，盖此仅作馈赠之用。”这时红茶已传至英国四十多年，每年仅需五六箱，可见当时红茶尚未流行。红茶传入荷兰比英国早30年，因此推广的更快些，《茶叶全书》记载：“约1640年茶成为海牙社会上之时髦饮料。”但消费数量也不大。据推算在17世纪末时荷、英两国年进口武夷茶的数量约为3万磅(225担)，只需750亩茶地的生产量便可达到，这样的产量和需求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是有限的。

18世纪以前欧洲人用什么价格购买武夷茶尚不清楚，但是售价如此之高，购买价肯定不菲。这里可以用170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购买武夷茶每磅价格2先令，运到英国销售每磅达16先令”，推算18世纪初武夷茶出口达每担13英镑6先令，约折银每担40两。这样优厚的价格足以推动红茶生产不中断。因此比社会和经济影响更重要的意义是：武夷正山小种红茶首次打开了中国茶叶的世界市场。《崇安县新志》记载：“武夷茶……衰于明而复兴于清。”“清兴复由衰而盛，且骎骎乎由域中而流行海外，而武夷遂辟一新纪元年矣。”

二

武夷红茶的贸易开始急剧上升是17世纪末期。1684年清政府正式取消海禁，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确定广东之黄埔、福建之厦门、浙江之宁波、江南之云台山为对外贸易港；英国经过两次英荷战争掌握了海上霸权，开始与荷兰垄断的东方茶叶贸易展开竞争，竞争的结果，导致茶价下跌；加之英国皇室推崇红茶，导致英国社会上下兴起一股饮茶之风；同时通过殖民活动，又把这股饮茶之风向世界更广的范围传播。与此同时茶价大为降低，满足了平民百姓的一般需求。英国茶价1658年每磅60先令(合3英镑)，1666年时2英镑18先令，到了18世纪初便降至17先令半一磅，到了18世纪50年代只有8先令。

伴随着茶价不断下跌，茶叶输入量反而急剧上升。日本角山荣先生统计：1721—1750年30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进口武夷、工夫、 小种、白毫红茶共21633442 磅，平均每年进口721114磅(5409担)。另一茶叶运销大国荷兰在17世纪初期仍占据茶叶贸易优势，每年应不少于此数，表明18世纪上半叶武夷红茶平均每年销量已逾万担。

18世纪下半叶，武夷红茶的出口较上半叶年更是急剧增长，到1792年武夷红茶出口约为18.35万担，是17世纪末年平均出口量的815倍。

18世纪关于武夷红茶外销大盛的记载颇多，然而需要指出的是：18世纪中国茶叶外销中，平均80%以上都是红茶，其他为绿茶，如熙春、 松萝等。红茶都是武夷红茶， 其时各种记载中， 供外销的“武夷茶”指的都是武夷红茶。

18世纪是武夷红茶最为辉煌的世纪，是武夷红茶独步天下的时期，当时有谚云：“药不到樟树不灵，茶不到星村不香”，反映当时各地的茶叶大都以星村为集散地，输出的武夷红茶垄断海外市场一个多世纪。

三

随着茶叶出口不断增加，种茶成了当地农民一种有利可图的生产事业。武夷山区“自各国通商之初，番舶云集，商民偶沾其利遂至争相幕效，漫山遍野，愈种愈多”。星村、下梅成为崇安县茶市中心，附近各地如浦城、江西玉山等地茶均以星村为集散地，“鬻茶者骈集，交集于此，多有贩他处所产，学其焙法以膺充者，即武夷山人亦不能辩也”。 整个武夷山区“商贾云集， 穷岸僻径， 人迹络绎， 哄然成市矣”。

红茶外销的扩大，给当地带来丰厚的利益，成为当时崇安的经济源泉，“全盛时茶叶每年输出值数百万两”。陶德臣先生的研究：武夷茶，1732年每担价13—14两，1738年是14—15两，1751年为15两5钱，1754年又增至19两。照这样的推算，每年输出值以200万两计，当时从崇安输出的茶叶量已达10万担以上。

商人因茶叶致富者不在少数，乾隆时崇安下梅著名茶商邹茂章(1704—1778)便是代表。崇安县下梅村邹氏族谱记载：“在康熙甲戊年后(1694年)，由其父邹元老率四子由南丰入闽定居崇安县下梅里始烧炭，恳荒种茶艰辛创业，后经营武夷茶获资百万。”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梅购地建宅七十多栋，所居成市”。《崇安县新志》记载：“邹氏经商得道，去粤东，通洋艘，不与市中较铢两，与海外交易诚信为本，洋人所至辄倍偿斤计，其日转运量当在千担，以当时下梅一市有如此规模，加上星村茶市，其时崇安茶叶年产量应在10万担以上。

红茶外销的急剧扩大，使正山小种红茶的生产也不断向外扩大，全省各地都出现仿制的武夷红茶。1706年，释超全在“安溪茶歌”中已表明安溪在仿制武夷茶出口；道光时的《厦门志》记载：“安溪、惠安出北岭茶甚盛。”指当时有不少商人将安溪、惠安两县所产茶运至广州，以武夷茶之名出售。1734年的崇安县令刘埥在其《片刻余闲集》中写道：“外有本省邵武、江西广信等所产之茶，黑色红汤，土名江西乌，皆私售于星村各行。”

崇安县周边各县更是卷入武夷茶的生产中，如浦城：“浦茶之佳者转运至武夷加焙，味较胜，价亦顿增。”如政和县，乾隆年间，政和县令蒋周南的诗歌写到：“小市盈筐贩去多，列肆武夷山下卖，楚材晋用怅如何？”如连江县，乾隆时有人“以火焙膺为武夷者”。其时武夷红茶之产已遍及建属崇安、建阳、欧宁、建安、政和、松溪、浦城7县。但在道光以前，产茶主力县仅为崇安、建阳、欧宁3县，《东瀛志略》记载：“茶固闽产，然只建阳、崇安数邑。”崇安其时生产茶叶的繁荣自不必说，建阳茶叶之盛不亚于崇安：“茶山绵延百十里，寮厂林立。”然而“凡建属之产尽冒武夷”。

武夷红茶外销大盛给周边地区乃至给中国都带来了极大的财富。江西河口镇在明代中期前只有两三户人家，清代武夷山茶大量外销，河口镇地处信江边，是茶叶入鄱阳湖，再南下广州，北上恰克图的必经之地。武夷山茶叶在崇安星村、下梅不但汇集了该地茶户，而且吸引了附近各县的茶叶入市，茶商在这里精制，包装后运至江西铅山河口镇，因此河口镇又成为一个大集散地，造就了河口镇百年的繁荣。茶箱从这里翻山越岭到广州达2800华里，估计运输费占成本的1 / 3， 使成千累万的船夫挑夫得以糊口。而陆运至恰克图，常常是晋商“拥资二三十万至百万元，每春来武夷山，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车，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武夷山至恰克图五千多公里，其运输场面极为壮观，“驼队骆驼常常成百上千，首尾难望，驼铃之声数里可闻”。

四

18世纪茶叶贸易的发展使白银源源流 入中国，在早期的中英贸易中，英国需要越来越多的茶，却无适合中国需要的产品来交换，只得把大量的白银运来中国购买茶叶。早年来华的英国商船，运载的白银常常占90%以上，货物价值不到10%。如1730年东印度公司有5艘商船来华，共载白银582112两，货物只值13711两，白银占97.7%。据有关资料统计：1708—1760年间，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出口白银占对华出口总值的87.5%。庄国土先生估算18世纪从欧美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亿两。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在中国还一度造成“钱贵银贱”。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扭转白银的流向，虽采取种种办法均无济于事。但“解决办法终于在印度找到了”，居然使用了毒品——鸦片。

从1773年东印度公司对鸦片实行专卖到1785年的12年中，公司从鸦片贸易中共获利534000英镑。从1804年以后， 东印度公司“必须从欧洲运往中国的现银数量就很少，甚至全不需要。相反，印度向广州的输入迅速增加，很快就使金银倒流”。1806—1809年，约有700万元的银元从中国运往印度，以弥补贸易的差额，这是英国对华出超的开始。鸦片贸易的发展，不但使金银倒流，而且这种毒品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社会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带给中国人民无穷的灾难。

五

19世纪是红茶迅猛发展的时期，武夷红茶在这个时期达到顶峰。1838年自广州出口的武夷茶达1.5万吨(30万担)，以当时红茶平均出口比例80%计，红茶占24万担。《武夷山市志》记载：清咸丰四年(1854年)，建茶出口量650万公斤(13万担)，次年即增至1350万公斤(26万担)。 这大约是武夷山对武夷红茶有记录的最高出口量。虽然顶峰的1880年从福州出口红茶635072担，然而此时功夫红茶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武夷红茶的生产地区从上世纪的十余个县，扩大至二十余县，遍及建宁府、邵武府、延平府、泉州府、福宁府、永春州等6府州。

五口通商后，在武夷茶树扩植如火如荼：“崇安星村武夷山俱由建阳至府，近来茶山愈开愈广，深山幽谷，伐木种茶。”森林变成茶地，桐木村境内的挂墩、麻粟、双溪口、黄泥坪、古黄坑、皮坑、半山、龙渡、先峰岭、大竹岚、茶东坑、活龙坑、皂栗山，桐木关外的大坑烟埠、旁皮坑、猪魔坑、余家源、莲花燕、老厂、庙基、西坑源等，原来都是山高岭峻无人居住的地方，处处都有人在此安家立业以开山种茶为生，久而久之，这些山高水冷之处都发展成为人烟聚集的村庄或茶厂了。现在桐木村海拔2000米的茂密森林中还能找到当时茶园的遗迹和废弃的老茶树，而现今茶园已退至海拔1200米以下地区，可见当年桐木茶园扩展的规模之大。当时的记载说：“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农民在“茶与稻相较是茶利厚于稻多矣”的情况下，把稻田“皆改种茶”。当时的茶叶生产规模很惊人，每年的茶季从江西到武夷山的采茶、制茶工往往都有万余人。

正山范围内以茶为生的厂户(茶农)约有六七百户，每年生产正山小种红茶的产量约有三十多万斤。制茶的茶庄茶行大小约有二三十家。正山小种中心产区的桐木村，在咸丰同治年间也出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梁品记”茶庄。“品记”茶庄老板梁炳基为当时桐木最大的茶老板，在正山范围计有99个茶厂，估计其产量在一二千担，由于生产的正山小种红茶是完全的正山货，品质优异，每年新茶上市在福州竞价拍卖时， 洋买办均以“品记”红茶为标准， 其卖价最高，其家族经营红茶获利百万，但后代花天酒地，至民国时随着红茶地位一落千丈，梁家也没落了，在庙湾现仅留一废墟。

咸丰年间，位列崇安朱、潘、万、丘四大家族之首的朱家，也以茶叶起家。《崇安县心志》记载：“清顺治初，朱云龙由安徽歙县迁崇安。咸丰中，裔孙芷江以茶叶起家，号百万。”

六

19世纪对武夷红茶生产影响巨大的三大件事，使武夷红茶在国际、国内、省内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一是19世纪初的道光年间，由于红茶的需求急剧扩大，一些绿茶产区也开始改制红茶，先后出现了江西、湖南、湖北红茶产区，接着19世纪70年代安徽祁红产区出现，各地都创出自己的品牌。武夷红茶从上世纪中国红茶总称的地位跌落，在中国外销红茶中的比例不断下滑，影响力逐渐减弱。

二是在19世纪中后期的60年代，由于小种红茶制法繁复，费时费工，各产区逐渐改进，简化加工步骤，创造了工夫红茶，随后闽东红茶区崛起，不仅产量超过闽北，而且在质量上也有创新。工夫红茶的出现标志着武夷红茶在省内的影响也在逐渐降低。

三是印度、锡兰红茶的崛起。对武夷红茶、中国红茶影响最大的还是印锡红茶的崛起。印锡茶出产的初期成本高昂，茶质不佳，很难打开局面，但印锡茶业几乎全为英人资本经营，实为英国茶业。而英商掌握着市场，控制着外销大权，一方面肆意压低华茶价格，另一方面在英国对华茶实行歧视性关税，打击华茶。在国内清政府腐败无能，苛捐杂税，加重茶业负担，各国列强纷纷入侵，夺取各种特权，进一步摧残茶业。内忧外患下的国内茶业以小农经济的落后生产方式与大规模的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竞争，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仅60年的时间，印度红茶输出便在1900年首次超过华茶，结束了华茶的垄断地位。此后锡兰急起直追，1917年锡兰茶压倒中国， 成为世界第二大茶业输出国。最多的一年1920年竟是华茶输出量的4.5倍。1918年爪哇位列中国之上，成为世界茶叶输出国三大巨头之一。1918年，印茶是华茶输出的6倍， 占世界茶业总输出的45.89%，而华茶仅占7.57%，居于微不足道的地位。

19世纪一连串的重大事件带来的影响便是武夷红茶生产快速跌落。虽然19世纪80年代中国红茶外销达到鼎盛，但茶价从70年代起便日益跌落。80年代后半期茶价跌幅更大。福建茶外销度大，因此跌价造成的影响也更大，衰落的更早些。光绪中期“福州茶商多至亏本”，1887年福州附近100斤袋茶只售价7—8元，尚不够工钱。1889年亏本最甚，有300万元之谱，许多人完全破产。光绪末年，闽北茶区“多有枯枝，蔓草荒芜，人懈芟除，隙地之处，兼栽蕃薯”，“茶园十荒其八”。

清光绪后，关于正山小种红茶的产量在《武夷山市志》中有若干年份的记载，兹录于下：

清光绪六年(1880年)：桐木红茶(包括正山小种)15万公斤，价值15万元

民国3年(1914年)：数万公斤

民国5年(1916年)：2.5万公斤

民国28年(1939年)：4万公斤

民国30年(1941年)：0.05万公斤

民国36年(1947年)：1.25万公斤

民国37年(1948年)：0.15万公斤

可见由光绪入民国，武夷红茶产量大幅跌落，其在茶业市场的影响日渐式微。但福建红茶“久为环球各国所同嗜”，即使是在英国竞销失败后，高档红茶如正山小种、祁红仍有市场。《崇安县新志》记载：英吉利人云，“武夷茶色，红如玛瑙，质之佳过印度、锡兰远甚，凡以武夷山待茶客者，客必起立致敬。”“近世以来，虽因制法不良，不无受印度、锡兰、爪哇、台湾名茶之影响，然因土壤之宜，品质之美，终未能攘而夺之”。

七

正山小种红茶在17世纪初从桐木村输出，就像山涧的涓涓细流，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历程汇成滔滔江河。当时西方在与中国进行茶叶贸易时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自己能制造红茶，因此他们从未停止过对红茶秘密的探寻。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在1792年是以祝贺乾隆皇帝80寿辰之名来到中国，而实际上负有英国东印度公司到中国采集茶树和茶种的特殊使命，最后在两广总督长麟帮助下，如愿以偿。作为红茶贸易源头的桐木村，则一直是外国人寻奇探幽的目的地，早在1699年红茶贸易开始大发展的时期，英国人杰克明萨姆(Jcamin Tham)进入武夷山桐木一带采集植物标本。这些外国人的身份一般是生物学家、传教士，但往往在这些身份的掩盖下进行探寻红茶秘密的活动。但探寻红茶的初衷却又引出另一个结果：这里茂密的森林和丰富的物种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桐木村位于福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这里地处温带、亚热带交替地区，是世界动物地理分布两大区(古北区、东洋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境内包括武夷山主峰黄岗山(海拔2158米)，还是候鸟南北迁徒的休憩地。境内保存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和植物群落，形成了世界少有的特殊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品种繁多。这自然吸引了这些有生物学家身份的学者们的注意。他们把采集的一些动植物标本带回欧洲后，发现了大量的新种，则召来了更多的生物学家和神父，其中较出名的有：1823年法国神父罗文正在挂墩建立天主教堂，采集了31000逗耪湎≈参锉瓯荆换褂忻拦薋.P.Metcalf(时任协和大学生物系教师)、奥地利人H.Hand Mazz。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失利后，外国人进出更方便了，其中采集植物标本最著名的则是1843年和1848年两次到武夷山把红茶秘密窃走的英国人福琼(R.Fortune)，以及曾在四川宝兴发现中国大熊猫和鸽子树珙桐的法国传教士谭微道(P.A.David)，后者在1873年来到挂墩采集大量动物标本，回国后发表若干鸟类和哺乳类动物新种，标本存于巴黎自然博物馆，崇安桐木挂墩开始闻名于世。之后还有曾在福州海关任税务司的英国人J.D.La Touhe，他于1896—1898年间多次到挂墩采集动物标本，还把挂墩周围最高的一座山峰命名为大卫山(Mt David)。他们还在三港、挂墩设置教堂，这些教堂常常成为收购标本的转运站。这些外国人常用高价收买标本，引得当地农民争先恐后将所采集标本卖给他们。桐木、挂墩一带本是正山小种产茶区，曾因外国人大量收购标本致使茶区荒芜。

稍后进入桐木采集动植物标本的，还有英国医生斯坦利(A.Stanley)、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两栖爬行动物学者波普(Clifford H Pope)、英国标本商史密思(F.T.Smith)、德国昆虫学家克拉帕利希(Klapperich)。这些采集的标本中先后发表了近千种动植物新种，遂使桐木、挂墩、大竹岚地区成为蜚声国际的著名生物模式标本产地。桐木及周边地区在1979年被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87年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2000年更成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

(本文删去作者原注释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