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阻挡，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既是中国革命与建设成功实践经验的总验，也是中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再创造。

《康诰》表明，“明德慎罚”是文、武之治的鲜明特怔。所谓明德慎罚，就是要公平、公正地给予民众实惠；刑罚只是德政的辅助手段，其本身就是德政。周武王提出的这一观念，标志着中华政治传统的确立，中西政治文明由此分野。

本文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证明，作为中华文化传承人和百家争鸣揭幕人的孔子，其实是先秦法家的鼻祖。

《康诰》是今存《尚书》二十八篇中第一篇周初国家文档，弄清这一点对于我们考察中国传统思想的源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诰》也是周初国家文档，但通篇都是成王口吻，应后于《康诰》。《书序》、《史记•周本纪》及《鲁世家》，都说是因“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作《大诰》。看来太史公被《书序》和鲁儒误导了，说“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恐怕是太史公的误说。

此前十二篇，早者如《盤庚》为殷末人或西周宋人述古之作，《禹贡》为春秋末年之作，余者皆战国时人述古之作。对西周古奥的铭文、战国思想特怔详作考察可知，此不冗叙。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文献传承不易，都有后世改易现象，我们只能从存世的文本出发而言。

定公四年《左传》：“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

《书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于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

《史记•卫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周公惧康叔齿少，乃申告康叔……故谓之《康诰》《酒诰》《梓材》以命之。”

《书序》《史记》皆本于定公四年《左传》，以《康诰》为武庚之乱既平，成王封康叔于卫时的诰辞，其实非也。至宋，苏东坡言篇首四十八字为《洛诰》脱简，本篇为武王告康叔之书，渐成正论。其事在平武庚之乱、徙封康叔于卫之前。孙氏《尚书今古文注疏》考证：康叔始封之国康在汉颖川郡邟县，即今河南汝州市东。汉人说王幾千里，周初有无此制，很有问题。康为幾内之国，恐怕是汉人的臆言。

《康诰》开篇即言“王若曰”（王如此说），称康叔姬封为“弟”，而自称“寡兄”，那么康诰之“王”，怎么会是成王或周公呢？称“周公居摄称王”（见《汉书•王莽传》），也只有僭越篡权的王莽集团才作如此解读。

康侯方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清嘉鱼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所录“康侯鼎”铭文

《康诰》既为周武王训告康叔之辞，则分析其治国理政思想、评价东周诸子百家，就有了史学基础和坐标系。

与孔孟荀传统经典明显不同，先王之治强调刑杀。可用四句话归纳：

元恶大憝，速用文王所作之罚，刑之无赦。何谓元恶大憝呢？就是大恶大怨(《说文》：憝duì，怨也)。非因人诱，为盗贼奸宄，杀人越货，强很不畏死者，凡民无不怨愤。刑就是五刑：墨、劓、剕、宫、大辟（死罪）。详见《吕刑》。

不孝不友，也是元恶大憝。子不敬事其父之业，大伤其父心；父不能爱其子，则恶其子；弟不念天理，则不能恭顺其兄；兄不念幼弟可怜，大不友于其弟。不孝不友，并不触犯政府刑法，为什么也比照元恶大憝治罪呢？武王给出了理由：乱了上天所赋予的民众伦理。

世子之外的子党，妨害其君者，速用义律杀之。“外庶子”，我理解是世子之外诸子。春秋弑君频发，无外乎“外庶子”纠合其师傅、小臣和外官，以国君或储君为眼中钉，不以国事为念，不勤劳国政，沽名钓誉，另搞一套。

不善其家人、小臣、外官的诸侯，忤逆王命，作威作虐，以师讨之。

《康诰》与《吕刑》是刑法学名典

但是，刑杀的前提，是要遵从“文王作罚”“義律”和“王命”，先王刑杀的本质是“明德慎罚”。德与罚对举，实际是恩惠，很实在。

《康诰》一开篇，武王就寄望康叔，与其追思了文王之政：明德慎罚，连鳏寡也不欺辱，勤劳不息，谨于政事，畏惧天威，善美其民。所以能肇造周国与一二邦，治理西土，“天乃命文王殪戎殷（灭掉大商）”，以安民定邦。

《孟子•梁惠王下》言文王之政：“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gě，可嘉）矣富人，哀此茕（qióng，孤）独。’”

“王命”不是狭隘的“天子之命”，而是“周之天命”。①既是天命、国运，必因商纣丧德而失之，因文王有德而受之于“天”。所以武王要求康叔敬循文王，继闻于殷有德者之言，往普求于殷先王之智，勿沉缅安乐，以安定殷民，辅周度越天命。②命在天，终需人为，上天惩罚殷商之说不必全信，观民情显而易见。如此则如有疾痛在身，务必小心。爱护民众周至，如照顾病人，呵护初生的婴儿。怨恨无大小，都不可制造；即使不想顺从，也得顺从；即使不想去做，也得勉力而为。

文王所作之罚，也是殷商的“义（善）刑义罚”，有三个特点。①杀与不杀，不是看罪行的大小，而是看主观故意，取决于其能否悔改。罪虽小，有意为之，而非过失，不能悔改，是自作不法之徒，不可不杀；罪虽大，能悔改，属因过失、天灾偶尔如此，只是惩罚其罪，就不可杀。②强调天理正义。是代天作罚，不是“小子封”能以已好恶，随意刑人杀人，劓人刖人的。如果上天要惩罚“我”，“我”一定不会怨恨，因为罪行无论大小，无论多少，也一定会被上帝闻知。③讲究程序正当。听狱之事，宣示于有司；幽囚，考虑五六日，到了十天再作决断。

遵循文王之罚，能秉承天命，用义刑义杀，则刑罚也是德政。如此看来，武王对康叔所作的诰辞《康诰》，与周初“天命靡常”（出自《诗经•大雅•文王》）的忧患意识，“惟德是辅”（出自僖公五年《左传》所引《周书》，而非伪古文尚书《蔡仲之命》）的德政理念是一致的。

由于孔子“述而不作”，《论语》并非他的思想全貌。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传世文献和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等出土文献的文化价值日益受到世界文化界的关注。孔子的刑罚观得以完整显现，至今仍闪耀着民主、人文的光辉，对建没社会主义文明和法制仍有重大的参考意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孔丛子》和中华书局傅亚庶校释

孔子经常讲“圣人之政”“先王之道”，不是要搞复古，而是对社会现实的变相批判。把孔子视为封建制度的维护者，纯属贴政治标签式恶搞。《论语•先进篇》说道：“先学习礼乐而得进用的，即使出身野人也值得赞赏；贵族子弟后来学习了礼乐，也算作君子。如果选拨他们，我一定会选择‘先进’。”孔子维护的是教化呢，还是“阶级”呢？

再举一条。昭公二十一年《左传》记载，闻郑国改革田制的子产去世，流着泪说“古之遗爱也”，并在《论语•公冶长篇》说道“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爱民、惠民就是“仁”，孔子是在为子产废除的周初井田流泪吗？

《论语》杨伯峻译本和杨逢彬译本

读《论语》其实是种享受，老年的孔子无欲则刚，反而锋芒毕露。《论语•颜渊篇》记载了孔子直斥鲁国执政季氏的上盗不仁，其人民性一览无余，令人拍案叫绝：

季康于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

如果摒弃了对孔子的偏见，我们就可以谈论他的刑罚观了：德教、齐礼居于政导、刑罚之上！《孔子家语•刑政篇》记载，孔子在回答仲弓（即冉雍，荀子尊称“子弓”）“至刑无所用政，至政无所用刑”的疑惑时，完美阐述了他的刑罚学说：

圣人的教化，必然是刑、政参互使用。上层以德教民，以礼制规范；其次以政令引导，以刑罚禁止，惩治那些不守法的人。教而不化，导而不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专用五刑必合乎天理。一旦审判，则轻罪不赦，不可改变。

需要指出的是，德教的核心是爱民，所谓“仁者爱人”是也。在政导上，就是主张实行惠民政策，关注民生，使百姓富足。《论语》关于这种记载不胜枚举：

《颜渊篇》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路篇》篇：孔子适卫，冉有驾车。孔子赞叹：“人口众多啊！”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尧曰篇》篇：“所重：民、食、丧、祭。”

《述而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为了财富，低贱的车仆工作也不嫌弃，这就是圣人的务实和接地气。

《孔子家语•五刑解》深入剖析了“奸邪、窃盗、无法、胡作非为”，“不孝”、“弑上”、“争夺”和“淫乱”五种罪行产生的各自根源，强调五伦教化和礼法对预防犯罪的重要意义。旗帜鲜明地指出：“圣人之设防，贵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为至冶也”。

其关于“不豫（预）塞其源，而辄（动辄）绳之以刑，是谓为民设阱而陷之”，可谓发人深省。战国时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在《梁惠王上》说到：“没有固定的产业而有坚定的信念，只有士人才能做到。一般人，没有固定的产业，也就没有坚定的信念。苟无恒心，放纵邪恶，无不为己。等到犯了法，您就处以刑罚，这是在张网捕民啊！”

《孔子家语》（日）太宰纯增注本

《孔子家语•刑政》记载，孔子在论述判罪量刑时，指岀要坚持三条审判原则：①必须探究父子实情，树立君臣大义，作出权衡；②对于犯罪情节轻重与犯罪动机之间的关联，必须详加甄别；③要发挥聪明才智，体现忠君爱民的职业精神，尽得其实。要走五道司法程序：①狱吏定罪，报告狱长；②狱长复审后，则报于大司寇；③大司寇正刑明罪，必征询于群臣，征询于群史，征询于万民，然后汇报于王；④王命三公卿士，参与审理，最后定夺。⑤王政从宽，视情三宥：无知而的犯罪的，过失犯罪的，精神错乱而犯罪的。

强调了三个定罪准则：①有犯罪动机而无犯罪事实，则不断；②判罪比附轻刑，赦罪参照重罪；③疑案广泛与众人共同商量，疑罪则赦免，有罪以其轻重定狱。其中“疑罪从无”已被我国《刑事诉讼法》采纳。“爵人必于朝，与众共之也；刑人必于市，与众弃之也”，以达到惩恶扬善、教化民众的目的。

同时，孔子列举了“四诛”。“四诛”之案，由大司寇直接报王后行刑。所谓“四诛”者：①花言巧语曲解法律的，假借名目循私枉法的，旁门左道扰乱政令的，杀；②淫乱人声的，奇装异服的，奇技淫巧迷惑君主的，杀；③行为诡诈而顽固坚持的，言语欺诈而好争辩的，歪门邪道而知识广博的，教唆邪说而广施恩惠的，杀；④假托鬼神、时日、卜筮而妖言惑众的，杀。今天看来，孔夫子的第二诛，似乎过严了哦。

孔子还列举“十四禁”，以进行市场干预。所谓“十四禁”，是指十四种物品不得上市销售，违犯者不得赦免：公务员服装和车辆，珪璋璧琮等礼器，宗庙祭器，军车旌旗，牺牲祭酒，兵器铠甲，不合规格的日用品，精细长宽不达标的布帛，易混淆正色的杂色物品，华美精美的文锦珠宝，现成的衣服饮食，未到成熟时节的蔬果，不该砍伐的五木，不该宰杀的鸟兽鱼鳖。千万不要以为春秋时期，没有市场经济、产品质量观念和环保意识！

我看到一则材料：朱元璋读到《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朱某人勃然大怒，要把孟子赶出文庙。故作此文！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和《郭店楚墓竹简》

西周德刑并举，至秦末则礼刑并举，足见孔子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而德则成为与道并称的形而上的概念，老子其实是一个群体，《道德经》实为战国作品，源出《周易》，观《庄子》可明。兹不细考，故认为孔子不能代表中华文化的言论，可休矣！

抖落历史的尘埃，还原真实的孔子，终于可以去掉一个心结，去笑看受过文革教育的人，在《今日头条》对孔子和儒家的泼粪！

夲文4902字，您能读到最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