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正月不觉已过完，母亲在徐州二外甥家也待了一个多月。这是86岁的她，第一次在城里过了这么长时间。

二外甥也步入而立之年了，非常懂事。前些年徐州安家，楼房有电梯、有空调、视野开阔、阳光普照，生活十分便利，他说老家冷，把姥娘接徐州过年吧？

在徐州，二姐、二姐夫全天候照顾，二姐家的孙女聪明伶俐、承欢膝下，二外甥和她媳妇细心、耐心又孝顺，这都让我倍感欣慰。

天气转暖，母亲有点想老家了，近些天老跟二姐说想老家的谁、谁、谁了，谁家的猪不知道卖了么、老不拴满地啃小麦，谁家的丫头薅草不满筐、她娘追着她满庄打，谁家借了我们的平车、到现在还没还........

其实这些老家的邻居，有的已经过世多年了，老母亲总是忘记了眼前的事情，却对五六十年前的事情、邻居、亲友，记忆犹新，如数家珍.......

1.娘家大高庄的艰苦岁月（1937-1960年）

我的姥娘家在八义集正北十五里的大高庄。大高庄以前属于岱山乡，岱山乡后来并到了碾庄镇，就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围歼黄伯韬部队的地方。

我母亲兄妹八人，按年龄次序排列为：大姨、二姨、大舅、三姨、二舅、母亲、三舅、五姨。

我母亲属牛，出生于1937年，正是日本侵华开始的时候，她仍然记得小时候频频跑反的惶恐经历，村口一有人敲锣示警，满庄人立即放下手头活计，就得携家带口朝西北方向跑。

有几次姥爷姥娘光顾着赶着牲口了，忘记了她，多亏了二姨，折返回来，抱起掉进沟里哇哇大哭的她，重新跟上家人。

（跑反，是解放前徐州地区方圆百里的方言。当时时局动荡，日本人、中央军、还乡团、土匪等时常进村过来抓壮丁、抢掠。老百姓听到有兵匪过来就成群结队地往乡下、山里去躲藏，等兵匪过后再回来。 ）

大高庄的高祖，原是八义集果满山清末迁居到第三房，围湖而居、开荒种地，渐渐繁衍成了一个远离热闹乡镇的僻静庄子，庄子以种地为主业，每家都有不少的土地。

我的姥爷一生含辛茹苦、勤劳肯干，不喜欢吃穿、不喜欢烟酒，一分钱掰开两半花、光知道披星戴月、土里刨食，凭着大半辈子的克己俭省，他终于在解放前置办了几十亩薄地和七八头牲口。

在我姥爷的眼里，土地和牲口都比人贵重：土地是最牢靠的财产，风吹不走、雨冲不走，春种一瓢、秋收一斗。姥爷对土地的感情炽热，天不亮就到处背着粪筐拾粪，村里的粪拾完后，能跟着大路上的骡马队步行十几里，就为了那一坨坨热腾腾的粪；赶集回来，也是顺路拾粪，用树叶包好，笑嘻嘻地捧到自家地头。

母亲说，牲口生病了，姥爷会昼夜住在牲口棚里，仔细看护，好汤好水伺候着，儿女发烧打摆子，他摸摸头，就走开了。姥爷经常说，牲口能帮着拉磨耕地、还能下小牲口，你对它们好，它们干活不惜力、不会偷奸耍滑。

解放前，姥爷家虽然生活还过得去，可以说是庄户人眼里的地主，但仍然十分节俭，长年不见荤腥，一次二舅河里逮了几条鱼，姥爷也给扔了，一是怕废油，二是怕好吃了下次还想逮鱼吃，把嘴喂刁了。

农忙季节，家里有雇工时，吃的最好的是雇工，其次是骡马、再次是子女，姥爷吃的最差。

母亲说，姥爷吃饭是不需要刷碗的，他能把碗边糊糊都舔的透亮，他一辈子最看不得人浪费粮食；赶集舍不得买吃的，都是带块煎饼，就点凉水吃；

遇到别人办红白喜事，流进地沟的大米大豆残渣，姥爷都要偷偷地淘洗晾晒后，放进米缸里，留备作为饥荒时的口粮。

在姥爷的言传身教和严格要求下，兄妹八人从小就被教育“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虽然姥爷家子在农忙的时候有雇工，但兄妹们每一个天不明都要参加繁重的家务和田间劳动，劳动量不比雇工低，可吃的都是白干子稀饭，一个个每天饿得直叫唤（后来五姨找对象时，她什么条件都不打听，就问我五姨夫，能吃饱饭么？能吃饱饭，我就跟你走。）。

只有大舅是个例外，姥爷特批他可以吃干饭，也注重培养这个长子读书识字，希望能光耀门庭。让大舅读书，也是缘起一个田产纠纷，当年姥爷因为不识字，签地契时遭到恶人欺骗，诉讼时又词不达意，请人代写的诉状帮了倒忙，结果官司打输了，姥爷痛定思痛，决意要培养一个能识文断字的孩子来，免得再次受辱受骗。

我的母亲上面有五个哥哥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妹妹，又在姥爷这样重男轻女、高压威严的封建家长制作风环境中，注定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生下来就是干活的命，她从小就懂得谨小慎微、任劳任怨，顺从听话，不敢违抗姥爷一句。就这样，到了十二岁。

转眼全国解放了。由于姥爷名下的几十亩土地、七八头牲口、解放前曾雇佣过短工，还有大舅在淮海战役前夕和几个同学跟学校跑反，稀里糊涂跟着国民党部队去了对岸等经历，姥爷一家飞来横祸， 村里每次大会，姥爷姥娘总要被挂牌扭斗一番、甚至是挂鞋戴帽满村游行，好在当年姥爷对村里人和雇工一直不错，也没多少人落井下石，除了极个别黑心的家伙。

没了土地、没了牲口，姥爷对生活也没了指望，他原本生性耿直、不会变通，想不开，也不肯服软，几次运动下来，气得中风一病不起，在床上躺了四年后，溘然长逝了。

姥爷去世前后，大姨、二姨、三姨相继出嫁了、大舅跑路了，姥娘每天在担惊受怕中过日子，神经也受了刺激、每天自言自语的念叨着大舅，家里剩下二舅和母亲，成了顶梁柱，带着三舅和五姨相依为命，挣扎着过活。

65+年前，母亲和村里爷们一起，去五十里外的刘山闸水库扒大河，那叫一个苦。我三妗子比我母亲同岁，当时说妥了我三舅但还没嫁过来，知道我母亲和村里人刘山闸扒河的位置，就偷偷从娘家步行十几里到了工地，偷偷地给我母亲送了几斤玉米面煎饼，我母亲念叨了一辈子。

为了照顾姥娘和三舅、五姨，母亲出阁年纪也是一拖再拖，23岁才嫁给我父亲。

2.嫁到婆家、大院里的提心吊胆生活（1960-1976）

和姥爷家相比，我们家从高祖、曾祖搬到八义集街面起，就不以种地为生。

我祖爷爷会看风水、算日子、能算命，铁匠木匠裱糊匠、唱念做打、评书唱戏曲艺这些活计融会贯通，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有结交，在街里颇有人脉民望，也能帮着街坊邻居摆平、说合一些事情，人缘十分好。

早年间，我们老院子每天人流不断，祖奶奶坐镇内宅，经营有道，来客求事，要拿烟、糖、果品才能通报排队入内，院子外排队的人越多，反而有了一种口碑、广告效应，加上我祖爷爷确实有一些本事，人也厚道，家里经常都要安排远路上门者的客饭。

久而久之，祖奶奶桌子下的烟糖果品等各色礼物，越积越多，转手变卖就成洋钱了。当年为了保护我爷爷不被抓壮丁，我祖奶奶又安排我爷爷跑济南、跑徐州，尽量不沾家，爷爷在外赚的钱也寄回家给祖奶奶支配，置办家业、修建院落、日常家用开支。

我们家老几辈子手头一直比较宽裕，院落比较大，但没有购置什么田产，要么吃吃喝喝，要么买了一些黄鱼藏起来，财不外露。

解放后，我爷爷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带头把铁匠铺子交给了国家，解放后论成分时，我们成了根红苗正的铁匠，典型的劳动人民，这运气，跟张艺谋电影里的富贵差不多了。因此，历次运动，我们家没受多少冲击，一直是逍遥派，不参与。

母亲和父亲是经由媒人介绍的，当时相亲的地点是街南头大姑奶奶家的豆腐坊。母亲仍然记得起，父亲那天见面时的情形。他刚下班，没换衣裳，就戴了个“席夹子”（斗笠一样的防雨防晒的竹制品），披着衬衣，甩搭甩搭的、笑吟吟地过来了。因此，对他不修边幅的印象不太好。

当时我母亲个子高、相貌好、皮肤白、人又勤力，还真没看上我父亲，因为父亲个子矮、穿着不讲究、还听说家庭兄弟多、又是老大，怕家庭负担重，妯娌之间关系不好处.......结果还是被媒人三寸不烂之舌说活了。

再加上她本庄近房的一个姑姑，早些年成了我的二奶，说我父亲人老实、铁厂吃国家供应、成分也好、大家庭老人们也讲懂礼，嫁过来不会受委屈的。

后来我母亲年纪也不允许再等了，就在1960年初，嫁到了街里。

进了石家大门，才发现家里还有一个祖奶奶，大院子里她说了算，一家老少都怕她。

我的祖奶奶是一个极品老嬷嬷，封建家长制作风，我爷爷50多岁的人了，在她面前都得小心翼翼地陪着小心，大话不敢说。

我这个祖奶奶抽大烟袋、穿大绸缎，掌管着我们大家庭的财政大权，家规甚严，在家里说一不二，我奶奶、二奶奶和几个姑奶奶都怕她，三姑奶奶受不了她强势的性格，独自跑淮南谋生了，后来把我二老爷也拐去了淮南。

这个祖奶奶一辈子都喜欢男孩，变态的重男轻女，我父亲本来应该是兄妹八人的，前面的两个姑姑，出生没多长时间，就被祖奶奶给溺死了。大姑（其实排行老三）命大，那天奶奶那天在外干活回来早了，把冻得浑身乌青、说不出话的大姑捞了起来，哭着在胸怀里捂了三天，总算醒来了。后来奶奶连了四个男孩——我父亲和三个叔叔，我祖奶奶这才满意。

到了我父亲、叔叔们成家的年龄，祖奶奶继续热切地盼曾孙，哪个孙媳妇生了男孩，她就高看一眼，零花钱、布匹、肥皂、红糖、鸡蛋笑嘻嘻的给；生了女孩，烟袋朝着八仙桌上一磕，骂一句，“又生了一个赔钱货，赶紧给我抱得远远的，我看了就烦~~~~”。

而我母亲嫁到我们家之后，接连生了五个女儿，而晚嫁过来的几个婶子接连生了四个儿子，爷爷、奶奶没说啥，我这祖奶奶可不干了，三天两头指桑骂槐，说一些难听的话，爷爷都听不下去了，让老母亲少说几句，祖奶奶挥起烟袋就打60+岁的儿子，“我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死了之后，有长房嫡孙给你挑幡打旗？，叫你多嘴！”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母亲的心情和处境可想而知，每天提心吊胆、担心受怕，婆婆没给气受，倒霉就倒霉在那个重男轻女的祖婆婆上了，见她跟老鼠见猫一样，都落下了心病。

3.求子心切，终于梦圆（1977）

在祖奶奶主持的大院生活中，五世同堂，规矩多、老太太古怪刁钻、爱骂人爱训人，母亲和几个婶子都过得胆战心惊的。

那个大院子，是五间堂屋、两间耳屋、两间厢房和过道间等围城的院落，一家分得一间。随着大家庭人口越来越多，院子愈发扁窄，整天鸡飞狗跳、吵吵闹闹，农机具、辊磙、风箱、铁锅、水磨、对窝子、炼铁工具等物件，把整个院子挤得满满当当。

晴天一家三四十口子在大院里露天吃饭，阴天雨天则在堂屋挤挤挨挨地将就着。院西北侧是供应全家饮食的厨房，由以前的门楼子扩成。

每顿饭都是我奶奶、母亲、几个婶子轮流排班做，米饭都要一大铁锅，那个铁锅直径一米二，和大灶台都是特制的。

每到吃饭时间，院子里外都是人欢马乍，大人和大人吵，小孩和小孩闹，乱得不亦乐乎，宛如逢集一样。

那时母亲没生儿子，是没有家庭地位的，被祖奶奶冷眼相看、恶语嘲讽，其他人也跟着帮腔，有时嘲笑我母亲，接连都是丫头片子；爷爷奶奶四婶子虽然同情我母亲，但也只能偷偷摸摸的支持。

没有儿子，自然也无法享受坐月子的权利，反而要帮着妯娌们承担更多的大院家务。别人做饭，只管做饭，刷碗打扫灶台都扔给了我母亲。

我母亲受封建重男轻女思想的毒害，也“自知理亏”，甘愿任劳任怨的多做家务，每天忙的陀螺一样，就这样，也没落好。那个极品的坏祖奶奶还给我母亲起了个不雅的外号。

看着妯娌先后生了儿子，心安理得地躺在床上吃着红糖鸡蛋大枣、喝着鱼汤羊肉汤补身子，生完姐姐们的几天后，我母亲就要端着一大盆衣服，一步三挪地大冬天到河边淘洗。

冰冷刺骨不算啥，母亲盼儿盼得精神有些失常，有一次虚弱都栽倒在了河里，被好心人救起，向人哭诉时泣不成声。

作为长房长媳，母亲和父亲结婚了多少年，就为生儿子努力了多少年。她为求子受了多少苦，吃了多少罪，只有她自己清楚。

那些年，母亲逢庙就拜、遇神则求，虔诚吃素祷告，试遍各种土方偏方和求子方法，方圆百里的庙堂道宇的门槛她都踏平了，还和尼姑庵的尼姑认了干姐妹。

有邻居婶子还记忆犹新，说当年我母亲揣着一包煎饼，就敢一个人跑淮南、徐州、枣庄，一路问过去，一路拜，就这么虔诚。

大高庄的姥娘踮着小脚也帮着又是“晒被子”、“拴娃娃”、“搂砖”、“摸子”、“剪纸/喜蛋/口彩求子”的，……但凡听闻的方法都尝试过，但还是没有生儿子的命。

四十岁之前，老天爷也似乎一直在跟我父母开玩笑，每每怀孕，次次都是闺女，希望转到失望，甚至绝望——生个儿子咋就这么难！

后来，在铁厂以计划生育开除父亲的高压下，母亲被迫上环了，断了生子念想。半年后，母亲请人算命后，还是痴心不改，偷偷请邻居二姑帮忙取了环，结果终于在1977年，她四十一岁时，才生了我，她盼我盼得望眼欲穿，我却姗姗来迟。

那个酷热难耐的夏日午后，我的哇哇一声啼哭，结束了母亲在大家族中忍受白眼讥讽的历史，给她带来了无限满足，也带来了太多的麻烦——任性、调皮、打架、挑食、夜啼……

小时候，我对母亲十分依恋，刁蛮任性的我让母亲操碎了心。我的母亲姐弟八人，父亲姐弟六人，因而自小就拥有众多的兄弟姐妹，而我在其中，最顽劣、也最受宠。亲友们都传说我小时候十分任性。比如，大热的天，别人不遂我意，我就会驴打滚，直到自己的要求被满足为止，别人若将我抱离哭的地方，我还是会在大热的天跑到那里重新开哭。

母亲年龄大了，乳汁并不丰美，但实实在在地滋润了我好几年，我知道，这里面更多的是溺爱的成分。姐姐们总是嘲笑我，缝裆裤都穿了，还舍不得离开母亲的怀抱。

小的时候，我的毛病很多，除了顽劣任性外，还特别挑食，几乎不吃农村的“长远菜”（如盐豆子、咸菜等），母亲有时气愤不过，说“你真是城里人的命，在农村哪能什么都不吃呢？”火发完了，特别的小灶饭菜还得照给我做，以免我饿肚子。

刁蛮的我，就这样，每每欺负着母亲的善良勤劳和对儿子的溺爱，自己吃个巧嘴，图个痛快。究竟能否进城，根本想不到那许多，心中连城市的样子还不知道呢？

家庭虽然贫困，家里还是紧着好东西，让我吃，可我个子总也长不高，别人给起了绰号“短脖、钢筋锅、大耳朵、秤砣”，初三时还不到一米三，让她有了很多的担心、牵挂。

她从小就呵护我，不让我干一点农活，把好吃的留下来让我躲着人吃，只要学习好怎么都行，姐姐们稍有埋怨，她就呵斥她们，“就这一个弟弟，还不让着点，看以后出门子谁去接你们！”

小学三年级才和她分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喊“俺娘”，没有回应就会大哭，听到她“吧嗒吧嗒”拉风箱做饭的声音，才会坦然地再睡个回笼觉。

小时候，家里人口多、负担重，七八张嘴急嗷嗷的等着吃饭，养成了她高嗓门、快走路、干活麻利的性格，逢到农忙时，常会急得发脾气，骂这骂那，让家里人都跟着鸡飞狗跳。也曾暗自埋怨为什么母亲的性格不像书中所说的温柔、说话为什么不能轻声慢语，现在明白了，那是生活所迫啊，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何况家里还欠了外债。

4.分家后的圩外生活（1977-1984）

我出生不久，祖奶奶死了，树倒猢狲散，爷爷也被几房儿媳闹得脑袋疼，邀请了大郭庄的娘舅和几个村里的长者，一起主持了分家会议，以后各房分灶吃饭。

我们家八口人，挤在分家得到的两间低矮小房子里，大人进出都要低头，小孩在屋里都没法转身腾挪，舅姨姥娘没法过来走亲戚，邻里妯娌之间也经常因为住房和小孩问题，拌嘴吵架，每天鸡飞狗跳、吵得耳朵痛，住得实在憋屈。

1983年前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施行了几年，家里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村里也在圩河外东门口附近新划了宅基地。我们家和几个叔叔都分到了。父母下决心要举债在宅基地上盖三间土坯房。

1984年，我们家圩河外的宅基地上，终于盖成了三间齐脊式土坯房，顺带把锅窝、防震棚、猪圈等也建了起来，虽然院落不大，但四野开阔，景色清新，这才有了点家的样子。

相对于“圩河里”老街的热闹拥挤、密密匝匝，“圩河外”的空旷生活自是另一番自然情趣：初春万物复苏、花草飘香，夏日柳槐依依、浓荫片片，秋季麦浪滚滚、遍地金黄，冬天白雪皑皑、天高地阔。

家里的三间“新房”，比以前的两小间大了不少，仍是土坯结构，周围栽种了一圈梧桐、柳树和楝树。房子长约十米、纵深约四米，土墙厚三十公分，三角屋顶上时髦地覆盖着几层水泥瓦，房顶上的木头桁梁、芦苇等大部分材料都是赊借别人的，几根木头上还歪歪斜斜地写着人家的名字。

80年代改革开放后，街里的白铁皮手工作坊和个体小铁铺又多了起来，父亲所在的铁木业合作社更名为县机械厂后，受到了冲击，每月二十四块的工资有时还要拖期，拿到八口人的家里，如同泼向沙漠的一杯水，瞬间就消逝地无影无踪了：村里的提留款、学校的学杂费、家中的人情礼节、种子秧苗费、扒河修路费、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钱……，加上他每月固定的抽烟喝酒花费，这些源源不断地花钱支出，让家里生活捉襟见肘。

住到圩外以后，父亲的作息习惯变化不大，每天下班后仍旧要到奶奶院子坐坐，抽上一支烟，陪奶奶拉拉呱、帮帮忙，估摸着家里粥饭快做好了，才沿着小路踱回圩外家中。铁厂检修停工时，他要么和几个工友喝酒玩牌，要么到集市上遛遛看看、听听大鼓评书，或是带着撒网沿河边转转，留下点烟酒钱、交了工资后，做个甩手掌柜最好。

虽然盖房以后，家里欠下了一屁股债，但父亲一直不急不躁，多年来的惯性、惰性思维和生活经验，让他习惯了随遇而安，反正天塌了自有高个子顶着，自己身体一直体弱，从小就没怎么摸过农活，懒散安逸惯了，一下湖摸起锄头镰刀就脑子发蒙头皮发麻，看着田里无休无止的庄稼活儿，就有一种烦闷绝望感，以至于总是心不在焉。

在我的印象中，父母亲从没吵过架，更没打过架，母亲发火，父亲总是悄悄的不吭声。父亲从小到大一直没什么主见，人云也云，是一个好的倾听者和执行者，基本不做决策。

从大家庭喧嚣嘈杂中解脱出来，面对单门立户的小家庭时，母亲爆发了强烈的自主意识和持家热情，尤其是分得三亩水田、两亩旱田以来，更是心劲十足，几乎每天都是整个生产队下湖最早、回家最晚的人，披星戴月，累得腰酸腿疼，容不得田里有一株稗叶杂草。

因田里薅草、培垄、掐头、施肥、收割、插秧等活儿苦累繁杂，母亲要求又十分苛刻，家人干得毛糙些，她就不免急躁上火，有时连吼带叫地督促大家干这干那，一件事情刚一吩咐完，又赶紧吩咐第二、第三件事，通常大家一阵手忙脚乱，顾得了碟子顾不了碗，一早一晚就常听她在小院里一惊一乍的唠唠叨叨。

在外人看来，圩外的这个小院简陋的近乎寒酸，但母亲还是有一种当家作主的自豪感，看着一家人不分白日黑夜、一把泥浆一把汗垒建起来的家园，她在夜深人静时就暗暗下决心要好好地带着儿女过日子，不蒸（争）馒头争口气，不能让亲邻看了笑话。

因此，母亲比分家之前更忙，对我的学习、想法和生活，自上小学以来，她从来没问过，也没有时间问，她的全部时间都在无休止的责任田和繁重的家务中，把照顾我的责任都推给了我的姐姐们。我也是在姐姐们的呵护下，一天天长大的。

5.除了生活精心照顾，母亲从不管我的学习（1983-1994）

我6岁上的小学，当时年龄不够、个子矮，那天报名穿了双高跟鞋，母亲带我去的，她有个远房侄子，在八小当老师。顺利报名入学后，母亲就从没管过我的学习，一直也不知道我在学校表现如何。

她很懵懂。有一次，她在湖里干活，听到八中操场大会表扬提到一个名字，有点熟悉，回来问四姐，那个名字是你弟弟么？四姐笑道，“你儿子上学七八年了，你都不知他的大名？”

她只知道干活，不会像别的农村妇女一样闲谝、逛街、打麻将、聊天，甚至不会花钱。记忆中，不曾看她上过街。

有一次三舅来了，父亲还没下班，她拿着凉席底下的钱上街，竟不知道买些什么好？帐都不会算，回来后发现吃亏了，又怕找人论理，气得把我们姐弟瞎骂胡嚼一气。

她不识字，从不过问我的学业，从不找一些先进典型旁敲侧击。常在睡醒一、两觉时说我，“怎么还带灯（学习），不费电？”

她以前不认钟点。我上中学时，她早晨叫我起床，都是听鸡叫，鸡叫三遍再等一会，窗棂透点亮色后，她约莫差不多了，就喊我起床。

有一次，家里的鸡受惊了，叫乱了，那天又下了大雪，她看到窗棂大亮，急急喊我，我赶紧起床，深一脚、浅一脚的朝学校去，结果去早了，在校门口蹲了四五个小时，校门才开。回来后抱怨她，她才开始在55+岁学会认钟点。

她从没上过我的学校，在她眼里，那是大学校，那是八义集最高的学堂，圣人待的地方。

她从没说过爱我、疼我的话，但我知道，这种爱是与生俱来的，在她心中，从未旁落过。

小时候，但凡想吃点什么好吃的，她再忙再累都要尽力满足我的要求。偷懒躲滑不干活，一天到南河钓鱼，钓了几条二指宽的小鱼，求着她帮我烧；没菜了，想吃人造肉了，她赶紧给我泡；知道我喜欢吃粉条，买上很多，家里没菜时，随时给我炒。

读中学时，走读，两头来回跑，一天三趟，没个自行车，吃饭时间掐头去尾只有二十分钟，饭菜稍微烫一点，就吃不饱。为了赶我的时间，她都是早早地把饭菜盛好、凉定，火急火燎的站在桌边，瞅着我急了赶咽的吃完，唯恐我吃不饱。

摊煎饼时，怕我没菜，就打上两个鸡蛋、撒上一些芝麻，给我烙个鸡蛋芝麻饼，或是烙上一个菜煎饼、油盐煎饼，弄起来很费事，鏊子会塌锅，接连出几个废品，但她乐意如此。

我蹲在锅屋门口，看里面浓烟滚滚，母亲蹲在鏊子前，一张、一张的摊煎饼，满头满脸的锅灰，也是心疼，有时不免问，咱不能换馒头吃么？省事又好吃。母亲虽不识字但会算账，一筐馒头能吃三天，一筐煎饼能吃七天，哪个划算？

摊煎饼一蹲就一个上午，有时还替邻居烙一盆，累急了，母亲也会问我，“根儿，等我老了，说想吃个煎饼，你会给我摊么？”我当然说能。然后蹲在鏊子边狼吞虎咽。这一幕的情形，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

她很勤快。冬夜的清晨，她总是早早地起床，背着粪箕子出去拣粪，回来后露水顾不得擦，边拉起风箱做起饭来。我总在“吱吱扭扭”的风箱声中醒来，在暖暖的被窝里大喊，“今天什么饭？”“白玉饭，五花的小白玉。”想起白玉的美味，冬日的寒冷就减了几分。　　

她很善良，对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表姑奶，冬送棉、夏送单，每年接来住一段时间，让孤寡老人体验了家的温暖，逢到街里有唱戏的，也会让我们拉平车带老太太去看。

年轻的时候，在大家庭受罪受累，还受几个婶子的气，她以德报怨，从不说道别人，只说当年家家如此，锅碗瓢盆，没有不碰锅沿的。晚年几个婶子特别尊重她。

亲邻有什么活，马上就操持着姐姐们帮着去干，临走还叮嘱着不要在别人家吃饭。她常常埋怨父亲“家活懒、外活勤”，其实她何尝不是这样？

多少次，亲邻们颗粒归仓、柴垛高耸时，她还带着牢骚满肚的姐姐们披星戴月的赶自家的活。

我们家几个姐姐帮大高庄三舅、二舅家干活，更是必修课。那时大姨五姨都不在老家，三姨自家地多、二姨要帮四表姐带孩子，“只有”我们家的孩子能干，听话，也愿意干，农忙时每天三十几里地往返，去帮姥娘家干活。母亲虽然心疼女儿，但似乎更照顾娘家的兄弟一家。

她一辈子也没吃过好东西，卷个煎饼，就匆匆的朝湖里走，渴了，就捧起南河的水喝上几口。读高中的时候，有几次被迫下湖，对于她的勤力，很不理解，一样的庄稼，和别人种的差不多就行了，至于寸草不生么？能多打多少粮食呢？能换多少钱呢？

回想母亲对我学习上的无为而治，全面放手，心里倒是充满感恩，她从不给我压力，也不给我目标，总觉得读书费脑子，能少读就要少读。

中考、高考，她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高考后，我在家躺了一周，她还奇怪，儿子怎么不上学了？学生时代就这么结束了？她比我还显得无所适从，也许她已从别人那里得知，唯一的儿子将在暑假后，离开她，去闯荡未知的世界。

6.我和四姐双双离家，诱发母亲生病（1994-1997）

1994年，我高三考大学时，因头天晚上吃饱撑的睡不着，彻夜难眠，接连两天休息不好，发挥失常，只考上了大专自费，一年需要缴纳5500，虽然跳出了农门，却给她带了极大的心理负担。

她大半辈子都在为改变贫困、填饱肚子而奔波操劳，每天过手的钱不过几十块、听闻的数字最多不过几百、几千块，这未来三年将近三万的学费和生活费，对她而言，无疑是个天文数字。那些天，家人为钱发愁，我也在为是复读，还是去南京求学而犹豫。

村里有几个为富不仁、喜欢看笑话的邻居，当着母亲的面奚落我们家，“这穷家破院的，考上大学，也上不起的，一年一万块，从天上掉下来么？就她们这家这条件？得卖一万斤大米吧？一家不吃不喝了？”

这些话，对焦虑中的母亲，也许正式压垮母亲心智的最后一根稻草。

正巧，三姐出嫁了，四姐那年也远嫁温州了。原热热闹闹的大家庭，突然冷清了下来，让一向忙忙碌碌的母亲，没了依靠，心里一段时间被未来的恐惧填满了。

两个孩子的离家远行，沉重的学费压力，承包农田的大幅减少、大姐、二姐计划生育无休无止的罚款、邻居建起高楼投下的阴影、巷口子两家邻居都不讲理的外扩导致我们家的平车都从前面拉不出去了、更年期的身体失调、帮大姐带孩子的烦躁、父亲铁厂多年工资的停发、人情礼节各项提留款的压力……无时不在纠缠吞噬着她脆弱的神经，让她无法排解、夜不成寐、食不甘味。

母亲从年少时就拼命干活，嫁到我们家，也是起早贪黑，只知道干活，她的生活中只有家人和土地，“朋友”近乎没有，心情失落、郁闷，也没有排解渠道，负面情绪的压力，如同高压锅一样，越积越多。

以至于大学第一学期回家时，我发现她神情有异，开始沉默寡言起来，眼神定定的，让人捉摸不透。大姐、二姐怕我担心，也没给我说实话，其实当时已经带她求医问药了。

大一暑假前，她开始发病了，当初也不知道什么病，清醒时沉默无语，四处走走看看，像巡视一般，脚步轻如猫，言语惜如金；发病时情绪烦躁，难以控制住，口中流涎，有几次夜里甚至破门而出，一路疯叫着跳到小河里。

暑假里，我和大姐夫带着她辗转宿迁、邳县看病，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给开了一些镇定的药物。有一次从宿迁看病回到邳县，已经是半夜了，还下了大雨，浑身都湿透了，我好歹在徐海公路拦下了一辆朝徐州方向开的砖车，千求万求，搭乘砖车回得家来。

那个夜晚，在拖拉机上，抱着她，为她尽量遮风挡雨，那一刻，觉得她是那么可怜、那么脆弱，孩子的心和母亲贴的那么近，我不知道，她到底会不会有事？老天爷不会那么残酷吧？这样对待一个目不识丁、勤劳善良的老人？

从1995年的那个暑假，我18岁起，开始为她担心，开始意识到肩头的责任，骨头节都有了成长的声音。

那个夏天，我开始主动的下湖干活，薅草、掐棉头、打药、培土、挖沟、喂化肥、帮大姐干点力所能及的缝纫活、一起去周边集市卖自己加工的儿童衣服…….再也不顾外人的眼光，再也没有大学生的尊严。

我知道，土地上那不多的收成，对我们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没有钱，对我们这个家庭意味着着什么？

回到学校之后，心情仍很压抑，性格渐渐自闭起来，只知道学习、再学习，节省、再节省，沉默、再沉默，我知道我出来读书的代价是什么，也知道父母和姐姐们在家正经历着什么。

南化期间，我的学习成绩一直还不错，大学期间，只有一次因为工程制图补考没有奖学金的资格，其他五个学期，都是一等奖，作为专科生，临近毕业，成为了班里唯一的预备党员。

1997年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入职徐州一家豆奶厂，那里离家近些，可以照顾到母亲，也打算蛰伏三五年，为了考研而努力。

7.母亲艰难的康复进程（1997-2005）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家人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大家庭渐渐改变了困顿的现状。

朱总理期间，县机械厂退休职工的劳动关系转到了县社保局，补发了父亲的工资，退休工资也按月发放了；四姐虽在温州定居，但也频繁探亲，每年带着孩子回老家小住一段时间；

大姐二姐计划生育罚款也清了，孙男孙女也大了；家人合力在老家前面、靠近南河的树林里的宅基地新盖了一个小院子，又买了一处隔壁的院子，把父母从原来邻居高楼的阴影下，搬离了出来；

我毕业进入徐州食品厂后，也有了自己一个月350块的工资，第一个月，给母亲买了一套纯棉内衣…….

大姐、二姐对母亲的照顾方式很特别，就是不把她当作病人，不断刺激她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如烧锅、刷碗、扫地、打水、搓玉蜀黍、剥蒜、剥花生、洗菜、看孩子.......

让她教孩子说话，让孩子们围着她玩耍，以我的名义，让她多说、多想、多动、多走........配合定期药物，和这种全天候照顾和引导，无微不至的侍奉，母亲患病三四年后，病情得到了控制，有了好转迹象，外人看不出症状了，只是话少了些、动作迟缓了些，但记忆力惊人，很早很早、很小很小的家长里短都记忆犹新。

在走到60岁的人生关口，岁月给母亲开了个玩笑，也许是想让劳作多年的她休息了。在几位姐姐、姐夫的照顾下，母亲的恢复进程是个奇迹了。

病情控制好的时候，她和正常人毫无分别，田里干活、生活起居都和从前无异；偶尔发病的时候，就是脾气躁狂，爱和家人无厘头的抬杠、吵架，一件小小不言的事情也能翻来覆去炒半天，像小孩子一样非要跟闺女争个输赢，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别人说她；好在大家都能理解，也不会在意。

有段时间爱早睡早起，吃罢晚饭就是睡，半夜十二点就起床了，起床后就在院里转悠，一会喊大姐起床，一会喊外孙女上学，影响家人休息。后来大姐让她烧锅打发时间，烧开了几锅，天才亮。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她待在院子里。

我后面离开徐州，继续读书，期间和她电话聊天，她也能进入语境， 每次电话里，都想和她多聊聊，但又没有什么深入的话，只有反复叮嘱她“冷不冷，小腿还疼不疼？身体不舒服和姐姐们讲，随意帮着干点活，别累了自己……”等枯燥的话语，其实心里对她的依恋，一如儿时。　　

别的她会忘记，但对我这个唯一儿子的工作、学习和对象，她也开始关心起来，老爱问，啥事把对象带回家，我说你得准备好见面礼，她一口答应，回头找几个姐姐要，几个姐姐就安排她干家务，让她动脑、动心、动手，然后也给她开工资，让给我存起来“买房”“见面礼”“结婚用”，她别的糊涂，在为我存钱这个事情上，毫不含糊。

我再返乡时，也特别珍视和母亲相处的时光，陪她聊天，给她洗脚，绝大部分时间里，她精神正常，反应适度，和之前无异。还喜滋滋的把存钱罐拿给我，里面有很多零钞硬币，我打趣道，“娘，这买房可不够，还得攒。”

没想到我“买房”要花大钱的戏谑之语，母亲当了真，后面开始自主上街捡瓶子、废纸当作破烂卖了，有几次，家里一个不留神，她就跑出院子了，一走十几里路，手里还背着一些捡来的破烂。因为没有方向感，容易犯迷糊，走着走着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有时会碰到好心人，给带回来。

有一次她鸡叫头遍就出门了，一直走了几乎一天一夜，竟然走到50里开外的铜山县大许家，后因为又饿又渴，上门求助别人，被人送到了黄集派出所，在派出所，她脑子清醒了，报出了我们家的电话号码，找她找的精疲力竭的我们，接到派出所通知，赶紧派车凌晨2点，给接了回来。我在电话这端，一路跟踪母亲的走失和找到过程，又担心又难过，好在后面找到了，纵然这样，也是心疼的彻夜难眠。

据推算，那天清晨下着小雨，她穿着胶鞋，晚上十几点就出门了，整整走了一天一夜。身上三块钱，没吃没喝。想想都后怕。幸好在黄集遇到好心人了。

母亲的这种疾病，应该就是阿兹海默症，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症。这些年，多亏大姐、二姐、三姐她们及几个姐夫的照顾，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我儿子出生后，返乡探亲，她抱着小孙子，连说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提起我小时的事情，一件件如数家珍，精神大悦，这是亲情的力量。

那次临走的前一天，我问她想不想到姥娘家去（姥娘二十年前就过世了，只是习惯了这种称呼，那里只有年迈的两个妗子了），她很高兴。

那天骑着电动车，轻轻带起她，向十八里外的姥娘家驶去。一路风景如画、稻香习习，想起小时候，她沿着土路，抱着我走一气、歇一气的情形，还要不停安慰烦躁任性的我，哄哄拢拢让我前行，十八里的距离，常常要走上两三个小时。那时，她虽人过中年，浑身却有使不完的力量。

那天，她的身躯轻轻的，以至于在车上丝毫不曾觉察；只是，那种浓浓的爱，在儿子的心底沉甸甸的打旋……

8.父亲中风、去世之后（2006-2016）

父亲六十八九岁之前，生活满足而简单，陪伴他的是烟酒戏曲、串门聊天，拿着千把块的退休工资，2006年的一天，父亲在给近房喜事帮忙时，倒在了锅炉边，别人以为他是醉倒了，没人问。后来别人散场了，他还躺着不动。几个人才发现，赶紧送他去医院。这是他第一次中风。

第一次中风后，他言语已含糊，动作不再灵敏，彻底戒了烟酒。开始沉默的坐在人群中，听闻别人的故事，消耗日渐暗淡的晚年余光。

随后的十年，是父亲日渐老迈的十年，2010年后，他又中风一次，病情加重至半身无力，必须靠拐棍方可挪动，生活无法自理。

这十年间，一直是大姐就近照顾，母亲也被安排着帮忙做一些端饭、清洗等轻活，父亲生病以来，母亲比以前辛苦了，头脑也比以前清醒了，不再乱跑了，有时坐在床前，和父亲喃喃自语、聊着以前的往事，有时也指着父亲发怒，“看你还喝猫尿、吸烟吧？还一天还三包烟，不断火？怎么说都不听。”父亲病痛中含笑不语。

2016年初冬，受尽病患折磨、苦熬的父亲终于走完了他平凡又艰难的一生。

回想父亲的这一生，平淡如水、乏善可陈。一辈子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与世无争，循规蹈矩。和母亲结婚半个多世纪以来，生活看似平静如水，但底下也经历了各种辛苦磨难，尤其是家里人口多，在困难的时候也备受煎熬，小心计划着开支，克服着烟酒嗜好，支撑着这个家。他和大多数老人一样，都有着跑反饥饿的童年，少年老成的青年，生活重压的中年，烟酒无着的老年，及至最后时来运转、补发工资却无法享受的晚年..........

在和父亲共同生活的56年间，母亲对父亲有唠叨、抱怨、认同、理解，再到转化成亲情，少来夫妻老来伴，在父辈的亲人中，我的父母亲反而是在一起比较长的，母亲平静陪伴了父亲最后一程，和父亲一起日渐衰老，也和父亲一起迎接了第三代、第四代的孩子们......

60岁的父母

75岁的父母

9.80岁以后的母亲（2017-）

父亲去世后，母亲原本照顾他的忙碌生活也突然空出了一大块，时光近似无聊，病情又有些抬头，脾气有些躁狂，每天需要服用一片利培酮，不然会和家人和邻居喋喋不休的抬杠。

前些年暑假，我把母亲接到了上海，和儿子一起，推着年近80岁的她，将周围的公园转了个遍，向她介绍我所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沪上世界。

只因有她，这个世界便多了一个我；只因有我，她才来到了这座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大都市，这种感觉很奇妙。

对她而言，一切都是新鲜。小区的绿化、公园的晨练、硬实平整的柏油路、凉气袭人的电影院大堂、稀奇古怪的动物、川流不息的人群.......她热烈的嘟囔着一切的新奇感受。

喜欢听她讲述那些过去的岁月，那些亲戚、那些故事、那些家长里短，这也许是与家乡神通融合、缓解乡愁最直接的方式吧。

我的楼房没有电梯，又住在六楼，上下楼不方便，有一次下楼，我让她站在那里等我，回头去超市买东西，五分钟不到，就找不见她了，心中那个着急。飞奔了了几个楼洞，从一楼找到六楼，不见；满头大汗准备报警时，母亲从一楼车棚侧哆哆嗦嗦出来了，笑着说，“以为从这上楼，转了一圈，还是平地。”我如释重负，像极了70多年前母亲找到我后石头落地的样子。

2007年的时候，二姐添了个孙女，让母亲帮忙看孙女心如，母亲在大姐、二姐家来回住，不觉心如现在已经长大，该上一年级了。

回想我94年上大学，初离老家，大姐二姐担心我想家，让母亲和四个外甥、外甥女合影一张，给我寄到了南京，给孤身在外的我，极大的情感慰籍。

1994年

1999年

2022年春节

28年后，合影中的她们四个，已经有了七个小孩，今年还有两个即将出生。

父母亲，60+年前，由两人、变成五人、十人、然后是三十多人的四世同堂，虽然都是平凡普通的人家，有着一样的酸甜苦辣、柴米油盐，但一路走来，我们一大家子还是很团结的。

她们在家照顾父母，我在外也尽可能的帮孩子在找工作、找对象、买房、求学等方面提提建议、出出主意、尽可能给点资助。我体谅她们的辛苦，她们也理解我在外的不易。

不论岁月怎么流转，我们一家一直团结互助、互相理解，相互扶持着朝前走。下一代的孩子们做的也不错，表兄弟、表姐妹从小生活在一起，相处的跟亲兄妹没区别。

上周看到父亲最好的朋友，培朋叔四个儿子、九个孙子，晚年了却无处安身，最后刚烈离世，令人惋惜。农村养老的确存在这些问题，除了经济原因、家庭条件、医疗因素，更有家风传承、情感维系和对赡养责任的理解。

我很感谢我的姐姐们，对我们家庭做出的巨大贡献，让父母亲都得以安详晚年，让我在当年能专心于学业，尤其是我们的母亲，在57岁患病、60岁确诊后，仍能逐渐走向康复之路，并得以安享晚年。

10.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阎伟文的《母亲》，唱出了每一位孩子的心声。尤其是一个人在仔细回味时，心灵的触动是极大的。曾有几次，耳畔想起这动人的旋律，泪水有悄悄滑落心田的感觉。父亲走了6年了，虽剩下母亲一人，但她并不孤单，她又多了六个重孙和重孙女。

母亲在，我是个儿子；有一天，她百年之后了，连儿子都做不成了。想至此，不免有些心酸。

初春时节，回忆母亲86年的前尘往事，尤其是57岁后患病以来的康复过程，她头脑虽然时而清楚，时而糊涂，但对我的牵挂和偏心仍是和小时候没有什么分别。她在家里帮着干点活，会给大姐、二姐谈条件，讲价钱，但攒下的钱，说都是给我留着的，虽然都是几块几毛的皱巴巴的钞票，总是她的心意。

大姐、二姐也会哄着她，为了让她多活动，多做精细动作，常会给她点“工资”，她都留着，每次我回到老家，她都喜滋滋的把攒下的钱向我炫耀，我无论要多少，她都会毫不保留的给我。

为防止她乱花钱，被人骗了，家里不给她整钱，都是零钱给她。一天跑三趟街，花上几块钱，这也是她晚年主要的乐趣。

每次带着妻儿回到老家，她都格外兴奋，来来回回在我跟前转，想说点什么，又想做点什么，对翔翔的话言听计从，百般容忍孩子的任性调皮。

这是我们无限的眷恋，她的表现一点不像糊涂的时光。可惜，过去的二十多年，和她在一起的时光，太少了，每年不过七八天，真令人汗颜。她的我的眷恋，正如全天下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长大了，有了一些出息，却还不如儿时，母亲在烙菜煎饼时，我至少能给老人家的以语言的宽慰。

　　再读苏轼的随感，“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听听也挺有道理的，小时成绩不好，也应辩证地看，至少能守在家里，陪伴父母，尽到跪乳反哺之恩。

农家的孩子，父母都眼巴巴地希望他们走出去，真正跳出了农门，远离了故土，也就远离了晨昏侍奉的义务，少了堂前尽孝的时间，多了逃避责任的理由。

　　工作了，赚钱了，能独立生活了，自己的事情也来了，结婚，房子、工作、孩子、家庭…….人到中年，自己的身体也慢慢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扪心自问，这么些年来，我为父母和家人做得太少，遇到重大经济开销，还要接受她们接济、令她们牵挂。

在为我付出时，她们总是那么义无反顾、责无旁贷。这背后，渗透着血脉的深度、亲情的温暖。姐姐对待弟弟的好，真是莫大的、无条件的。一个肩膀从母亲身上踩着下来，这种缘分，是前生注定的吧？

　　 现在的我，离开了家乡，远离了父母和姐姐们，如同一只无脚的麻雀，在异乡灰蒙的天空下，偶尔啁啾几声，忏悔着心中的抱歉。有点后悔了，毕业后，应该回到徐州，回到家人的身边。

　看见86岁的母亲，在虎年春节，在徐州城里的客厅，吃着车厘子、听着重孙辈孩子们欢呼雀跃，旁边二姐、二姐夫、外甥、外甥媳妇们的看护，我真有些百感交集。

爱，是需要传递的，也是需要传承的。大姐二姐她们对老人的照顾，孩子们看在眼里，也身体力行，做了起来，真是好孩子。我为我们家的第三代的懂事孝顺感到欣慰。

回想起1995年带母亲看病的雨夜凌晨，在砖车上的绝望，再看看老母亲现在的康复效果，心里十分感动，母亲不动声色的言传身教，教育了我们子女的，“福往者福来爱出者爱返”，也盼人世间所有的老人都能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虎年春节：仅以此文献给我的父母和姐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