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书中往往有史家记述史事时所发的评论，如《左传》中的“君子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或后世史书中的“史臣曰”这一种形式写在史书之中，这被称为史评或史论。除了写在史书中的史评或史论之外，还有专门撰写的史评或史论类书籍，最著名的如宋代学者范祖禹的《唐鉴》、明清之际的学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前者先述有关史事再写评论，后者则不述有关史事而直接阐发评论。通史性的史学史著作一般比较关注史书的编纂问题，对其中的史评或史论注意不够，吴怀祺的《中国史学史·第四卷-五代辽宋金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继续发展》在史学史的撰写上比一般的史学史著作更为重视古代史书中的史评史论或史家的史学思想等问题，其中涉及到两《唐书》中的史评史论，但限于通史体例的限制，未有就两《唐书》中的史评史论进行更为具体深入的论述，仍属一般性的概论。而陈寅恪先生的《读书札记》第一集中，一方面发表自己对唐代史事的评论，另一方面则对两《唐书》中的史评史论作了较为具体细致的提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通史性史学史著作的不足，值得我们关注。

陈先生《读书札记》中关于两《唐书》中的评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发表关于历史人物、制度、礼法、民族关系等问题的评论，评论史书中的史论。以下就这两个方面的札记略加论述。

（1）发表关于历史人物、制度、礼法以及民族关系等问题的评论：

对历史人物的评论。

第108页：《旧唐书·戴胄传》：“胄上言：‘故隋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名为社仓，终文皇代，得无饥馑。及大业中年，国用不足，并取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塗，无以支给。’”

札记：“据《隋书·食货志》，开皇民间社仓，以办理不善，致消耗殆尽，故特令西北边诸州社仓改归官理，又分别等户纳税。戴胄之言，专美开皇而咎大业，未为实录也。”此条据《隋书》所载事实证明旧书戴胄所言不实，并指出戴氏之所以这样说是专美隋文帝而咎隋炀帝，其错误就在于此。这表明陈先生对隋代二帝的评价，并不是随着唐人的说法而确定，而是根据具体的历史情况而决定。这是严谨的史学家应取的态度。

464页：《新唐书·魏征传》有魏征对太宗的上疏，其中说：“若能鉴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宝衣，毁广殿，安处卑宫，德之上也。”又说：“以暴易暴，与乱同道。”此两处陈先生都加上了重点号，并在札记中说：“太宗与隋炀资质、地位同而成败异者，鉴于炀帝所以败亡而知避免之故也。”在465页又就此传中魏征所说：“由待下之情，未尽诚信，虽有善始之勤，而无克终之美。”仍加重点号，并作札记云：“‘未尽诚信’一语道破太宗之隐。”第480页：《新唐书·长孙无忌附顺德传》：“无忌族步骤顺德，丧息女，感疾甚，帝薄之，谓房玄龄曰：‘顺德无刚气，以儿女牵爱至大病，胡足卹？’”札记：“太宗为人於此数语可见。”这几条都很具体地反映了唐太宗的为人之特点，陈先生对他的评价也都是根据具体的历史事实，而不是笼统地予以歌颂或批评。

第141至第143页：《旧唐书·李林甫传》记述唐王朝在武德、贞观时期，对待蕃将是很谨慎的，如其初蕃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是忠孝有才略的，但也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到开元时，一批将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李林甫对此种情况想“杜出将入相之源”，于是上书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玄宗）帝以为然，即用安思顺代李林甫领使，此后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札记：“此天宝十一载事，时禄山之乱已将养成，似难以此咎林甫。”并据《大唐新语》等史书中的资料说明此事李林甫虽有私心，但关键因素是玄宗相信安禄山，所以说“难以此咎林甫”。这说明安禄山之乱实由多种因素逐步促成，不能简单地责咎某一人。

第395页：《新唐书·文宗本纪》有史臣赞曰：“故大和之初，政事修饬，号为清明。然其仁而少断，承父兄之弊，宦官挠权，制之不得其术，故其终困以此。”札记：“文宗非少断者，特以其时阉党之势力已巩固，无可如何耳。”第465页：《新唐书·魏謩传》载“謩劾韦长任察廉，知监军侵屈官司，不以上闻，私白近臣，乱法度，请明其罚。不报。”札记：“事涉阉寺则文宗不敢问矣。”此两条说明当时宦官势力太强，文宗也无可奈何，但不能因此说文宗“仁而少断”。陈先生对文宗的评价，与《新唐书》史臣所论有所不同。

宦官女宠，第395页：《新唐书·志传》唐自玄宗后嗣君继立俱与宦官有关。第425页：《新唐书·志传》女宠与宦官之祸。427页：《新唐书·志传》新书论武、韦乱唐，颇确当。第500页：《新唐书·志传》玄宗辄以中人监军不自德宗宪宗始，白居易有说。第594页：《新唐书·志传》武则天杨玉环皆与隋室有关。第641页：《新唐书·志传》：玄宗朝武后势力犹，高力士最有关系。第75页：《旧唐书·志传》：唐代荔枝不单与杨玉环有关。第598页：《新唐书·志传》唐代女祸与宦寺不并盛。

刘文静与裴寂：第449页：《新唐书·志传》此论以文静与裴寂平等并论，非是。

杨炎：第528页：《新唐书·志传》杨炎确为中唐第一才相。

陆贽：第207页：《旧唐书·志传》：叶水心有文论陆贽。

吕才：第484页：《新唐书·志传》：吕才为历代帝王算命而得此结论。

对军事问题的评论。

第407页：《旧唐书·志传》：兵事之总论。

第408页：《新唐书·志传》：论方镇之兵。

第466页：《新唐书·志传》：神策军有治外法权，乃当时所公认。第622页：《新唐书·志传》：神策军之始。

第453页：《新唐书·志传》：温彦博议安边事最佳，参见魏郑公评录等。第614页：《新唐书·志传》：温彦博曾陷于突厥，故所论最确，宜太宗独取之。

第460页：《新唐书·志传》：岳飞所谓武官不怕死，盖含不妨爱钱之意。

第563页：《新唐书·志传》：此论平淮蔡为胡兵之力，甚确。

第504页：《新唐书·志传》：先安北军而后捕逆党，此唐代中央革命成功之手段。

第564页：《新唐书·志传》：合他传知徐州牙军问题大可研究。

对某些制度与礼法的评论。

第599页：《新唐书·志传》：唐兴、龙兴寺名之由来。

第595页：《新唐书·志传》：武后时命吏部糊名考判，如此则不能论门第矣。第516页：《新唐书·志传》：进士词科政治势力。

第453页：《新唐书·志传》：颜氏与温氏比较，颜氏为中古士族显著例证。第550页：《新唐书·志传》：六朝士族以孝友礼法为重，非必官爵高显，与后起进士词科阶级比较。第610页：《新唐书·志传》：此非士族礼法所许，所以贻讥。第316页：《旧唐书·志传》：白居易讥杜佑。497页：《新唐书·志传》：杜佑亦以妾为妻而致讥，唐时风俗如此，知此方可读《会真记》。第515页：《新唐书·志传》：张说等人以文采进而非山东旧门，又有以吏才进者，这关系到开元天宝时的政争，俱可据此窥测推演。第67页：《旧唐书·志传》：禁进士宴集，与李德裕对待孤寒之士有关。

对民族问题的评论：

第557页：《新唐书·志传》：山东胡化，杜牧之言倒果为因。第603页：《新唐书·志传》：河北人民皆胡化，参《樊川集·卢秀才墓志》。第608页：《新唐书·志传》：其居幽州，胡化已久。第605页：《新唐书·志传》：长安代表汉化集团，河北代表胡化集团，不仅其势强也。第612页：《新唐书·志传》：胡化即夷狄矣。

第614页：《新唐书·志传》：《北里志》所谓突厥法。第615页：《新唐书·志传》：突厥别部之界说、定义可推知。

第606页：《新唐书·志传》：本是夷狄，何不若之有。

第621页：《新唐书·志传》：可知吐蕃为唐代唯一劲敌，与诸外族不同。第631页：《新唐书·志传》：唐盛时尚不敌吐蕃，可见吐蕃之强大。第636页：《新唐书·志传》：四面环攻吐蕃之战略。

第631页：《新唐书·志传》：高昌是城郭之国，故或郡县之，非突厥、吐谷浑之比。第632页：《新唐书·志传》：平高昌置安西都护府，后设四镇。

第644页：《新唐书·志传》：中亚诸胡本善贾，禄山为同种。

第618页：《新唐书·志传》：此所谓香火情。

第624页：《新唐书·志传》：和亲时公主画图即其订婚照片。第613页：《新唐书·志传》：宋对辽金元皆不嫁公主，宋人有说，而唐人开其先。

（2）对史书中的史论加以评论。史臣行文用语的用意。第30页：页：《旧唐书·太宗本纪》下：史臣曰：若文皇自定储于哲嗣，不骋志于高丽，用人如贞观之初，纳谏比魏征之日，况周发、周成之世袭，我有遗妍；较汉文汉武之恢弘，彼多惭德。迹其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若字以下诸句颇妙。刘按，这是说隋文皇。477页：《新唐书·志传》史述之妙。

第190页：《旧唐书·志传》：史臣曰延赏。

第301页：《旧唐书·志传》：史臣论。

第108页：《旧唐书·志传》：周书史论多出自岑文本。论作史者。第304页：《旧唐书·志传》：史臣曰的徐、薛之名。

朱熹论唐史：第279页：《旧唐书·志传》：朱子谓杜牧之为何为牛僧孺作佳传。第350页：《旧唐书·志传》：朱子以欧阳修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为绝大议论。

第229页：《旧唐书·志传》：传赞据碑志溢美。

第401页：《新唐书·志传》：此点最要治史者留意。

第433页：《新唐书·志传》唐代论封建之文，读柳文者必先取杜书为参考。又一条。

第522页：《新唐书·志传》：此赞中述光弼传不载事，仿史记项羽本纪太史公曰之例。

第550页：《新唐书·志传》：就唐代事联系近代事，问圆明园如何。

第588页：《新唐书·志传》：王元感有刘知几有同见。

史论之言不一定可行：第570页：《新唐书·志传》：史传所言，谈何容易。第576页：《新唐书·志传》主张定都襄阳，李纲也主张，殆乡土之见。

第225页：《旧唐书·志传》：后人称秦称汉之例。

论欧阳修的史论。

第393页：《新唐书·志传》：欧公作唐书诸志实申此意。

第393页：《新唐书·志传》：高祖未尽废佛法，欧公借此发议论。

第394页：《新唐书·志传》：五代史记梁本纪论同此意旨。参五代史记家人传论伶官传论。欧公为旧史所欺。

第396页：《新唐书·志传》：不以成败论人欧公卓识。

第396页：《新唐书·志传》：欧公论礼乐之本出前人所未至。

第397页：《新唐书·天文志》序云：“昔者，尧命羲、和，出纳日月，考星中以正四时。至舜，则曰‘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而已。虽二典质略，存其大法，亦由古者天人之际，推候占测，为术犹简。至于后世，其法渐密者。必积众人之智，然后能极其精微哉。”札记：“（欧公）深识之论。”

第398页：《新唐书·五行志》序，论历代五行志之不合理：“语曰：‘迅雷风烈必变。’盖君子之畏天也，见物有反常而为变者，失其本性，则思其有以致而为之戒惧，虽微不敢忽而已。至为灾异之学者不然，莫不指事以为应。及其难合，则旁引曲取而迁就其说。盖自汉儒董仲舒、刘向与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范》为学，而失圣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胜叹哉！昔者箕子为周武王陈禹所有《洪范》之书，条其事为九类，别其说为九章，谓之‘九畴’。考其说初不相附属，而向为《五行传》，乃取其五事、皇极、庶证附于五行、以为八事皆属五行欤，则至于八政、五纪、三德、稽疑、福、极之类，又不能附，至俾《洪范》之书失其伦理，有以见所谓旁引曲取而迁就其说也。然自汉以来，未有非之者。又其祥眚祸痾之说，自其数术之学，故略存之，庶几深识博闻之士有以考而择焉。”，札记：“北宋诸儒确有高世之识。”

第399页：《新唐书·五行志》序：“夫所谓灾者，被于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类是已。异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鹢之类是已。孔子于《春秋》，记灾异而不著其事应，盖慎之也。以谓天道远，非谆谆以谕人，而君子见其变，则知天之所以谴告，恐惧脩省而已。若推其事应，则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于不合不同，则将使君子怠焉。以为偶然而不惧。此其深意也。盖圣人慎而不言如此，而后世犹为曲说以妄意天，此其不可以传也。故考次武德以来，略依《洪范五行传》，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云。“”札记：“欧阳发等所述文忠事迹，盛称其卓见，诚然，诚然。当濮议时，有以水灾为简宗庙之事应而攻永叔者，此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